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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特别保障措施问题在DSU机制下解决 　　摘 要：特别保障制度是世贸组织下的基本贸易救济制度，反映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利益的冲突，是不公正经贸格局的产物。解决特保问题有效的途径是借助世贸组织下的争端解决机构（DSB）获得专家组的有利裁决来形成判例，对其他成员国产生威慑效果。通过DSB来解决特保有3种诉讼策略：第一，仅对他国某种措施提起诉讼；第二，仅对他国有关保障措施的某项法律提起诉讼；第三，既针对具体措施，也针对具体措施所依据的法律进行诉讼。 关键词：特别保障措施；DSU；具体诉讼策略；DSU下解决特保问题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特别保障制度是WTO的一个极端体现欧美经济霸权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制度。但是由于正当程序和贸易规则的考虑，成员国解决相关贸易纠纷必须在WTO的框架内进行，不能诉诸于”单边主义”。而DSU作为当今WTO的程序较为完善、实体较为公正的争端解决机构，为我们解决特别保障制度所引发的贸易纠纷提供了一个平台。虽然迄今为止，特保纠纷诉诸DSB解决的案例较少，况且时间较近的中美轮胎特保案也以中国的败诉告终，但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特保问题诉诸DSB解决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在此基础上应提出一系列的诉讼策略。 一、DSB机制下解决特保问题的必要性 第一，这是成员国在WTO法律框架内所享有的当然权利。利用DSB机构解决贸易争端应该也是WTO赋予每个成员国在国际法上的当然权利。中国作为一个当今世界上的贸易大国之一，必须利用恰当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符合国际组织活动规则的范围内谋求合法的争端解决方法，这也是中国在国际社会活动中日益成熟的体现。 第二，有助于明确相关法律条款的含义及条件。通过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亦可有助于明确相关法律条款的含义和条件。[1]于针对我国特保措施的两个重要文件：《决定书》16条和《工作组报告》242段中的大量关于特保措施实施的术语，比如：市场扰乱、重大贸易转移、实质损害、主要原因等，很大程度上是模棱两可的，这是他国对我国任意进行保障措施调查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国必须对这些术语进行具体的界定，使特保措施不再有立法解释上的漏洞可钻。而我们可以通过DSB机构的裁决，在裁决中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的确定，从而让这些对术语的解释覆盖上法的约束力。 第三，这是实现特保问题解决的基本目标的必然要求。笔者认为，特保问题的解决从长远来看有两层目标。 首先，对以后的WTO新成员再次遭遇这种不合理制度时，能否为以后出现类似问题提供解决的成功先例，从而对滥用措施的国家形成威慑效果，进而形成稳定的抗辩机制，或是说是制度上的约束。 其次，也就是终极目标，彻底废除该制度，使得保障措施的实施完全在保障措施协定的框架内进行，彻底消除以”灰色区域”为代表的选择性保障措施的遗留影响。 但这个目标的达到有一定的困难，在目前WTO的格局下，以一国之力改变这一制度仍不太现实。但我们可以寻求实现第一层次的目标，通过利用各种争端解决机制找出特保措施实施中的缺陷，提出恰当的诉由，从而可以确保前2个目标获得实现。 所以，特保问题的解决的本义不在于”解决”，而是在于产生”威慑”和”阻止”的效果，并且DSB作为WTO内设的争端解决机构，这便使得提交DSB来解决特保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该目的的实现。一旦我国胜诉，该裁决便有可能成为一个良好的”判例”，而且这样的裁决也具有国际法上的约束力，相关成员国都必须遵守，DSB在以后处理相关争端时也将借鉴类似”先例”的裁决结果，从而将滥用方置于法律上的被动局面。久而久之，各国便不敢再次滥用特保程序，这样便可以间接地使得”特保”制度处于名存实亡的法律状况。 二、DSB机制下解决特保问题的可行性 中国在经历了入世的近十年的洗礼后，国内与WTO相关的法律制度日臻完善，处理涉外贸易争端的能力也有很大的提升，行政、司法上相关部门也相继成立。目前，中国商务部已经设立的机构中，有三个司局涉及与WTO争端解决机制有关的涉外贸易纠纷事项，分别是世界贸易组织司、条法司，以及进出口公平贸易局。 这三个司局基本上负责了我国向WTO的争端解决机构的各种诉讼活动，这意味着我国在制度上具备了利用DSB机构进行诉讼活动的条件。同时，我国也在入世后，不断保证国内立法与WTO的同步进行，相继出台了一系列WTO协议”内化”的法律法规，比如说是《保障措施条例》、《反倾销条例》和《反补贴条例》以及其他一些程序性的法规，这为我国相关部门在DSB机构下进行诉讼活动给予了国内法上的支持和实体法及程序法上的安排。 三、利用DSB机制的诉讼策略 既然利用DSB机构来解决特保问题在制度上或立法上都是可行的，所以我们必须研究如何利用该机制进行诉讼活动。笔者认为诉讼的关键在于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