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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 青铜器主要指先秦时期用铜锡合金制作的器物-简称“铜器” 青铜是人类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发明，是世界冶金铸造史上最早的合金。红铜加入锡、铅，成为一种新的合金，这种合金历经几千年的化学反应，其表面出现一层青灰色的锈，所以今人谓之青铜，而古人则将这种合金称之为金，文献中所讲赐金、受金多少，即指青铜。 　　青铜器则是以青铜为材料，采用一种非常特殊的工艺（今人称之为青铜铸造工艺）制作出来的器物，它是古代灿烂文明的载体之一。青铜时代（Bronze Age）是由丹麦考古学家G·J·汤姆森首先提出来的人类物质进化史上的分期概念。世界上所有的古老文明都经历了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中国的先民在青铜时代（距今约4000年至2200年）创造了独步世界的青铜文化。 青铜器的颜色真正做出来的时候是很漂亮的，是黄金般的土黄色，因为埋在土里生锈才一点一点变成绿色的。由于青铜器完全是由手工制造所以没有任何两件是一模一样的，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举世无双的。 我们所熟知的青铜器 青铜器在古代常用作礼器。 商周社会以严格反映等级制度的规章仪式，即所谓“礼”来维护政治、经济权力，而祭祀则是沟通人、神，使人间秩序神圣化的中心环节。青铜器在祭器中占据了很大份额，是贵族宗室内部族长和作为天下“共主”的天子主持祭祀必备的礼器。此外，青铜器的制作和赠与也与商、周时代贵族间婚媾、宴享、朝拜、会盟和铭功颂德等礼制活动紧密相关。  古代青铜器常自铭为宝尊、宝鼎，这表明青铜器一直是被视为尊贵的宝物，汉代即将青铜器的出土视为祥瑞之兆。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汉武帝因得鼎汾水之上，竟将年号改为元鼎。从汉武帝把铜鼎奉为神物这一历史性事件算起，中国人收藏青铜器的历史已长达二千余年。 　　 “问鼎中原，一言九鼎” 作为古代礼治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的象征，王、侯所制造的鼎、簋也被视为国家权力合法性的来源。传说大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铸鼎于荆山下，各象九州物”是一匡诸侯、统治中原的夏王朝立国的标志。而“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则是表明每一次王朝的代兴，“九鼎”便随之易手。春秋时，楚庄公向周定王的使者“问鼎之大小、轻重”，使得“问鼎”一词成为觊觎国家权力或泛指试图取得权威支配性的经典说法。置立于王室或宗庙内青铜礼器的转移，实质上是权力与财富的再分配所带来的政权转移，“九鼎”作为中央政权的象征，谁占有了“九鼎”，谁就握有全国最高的政治权力。同时，各级贵族在使用礼器的种类、数量上都有严格的规定，种类和数量的多寡直接代表了贵族等级的高低。所谓“钟鸣鼎食”，即是表示了家族人丁兴旺、仆役众多的庞大场面，成为贵族 显示自己身份之高贵的标志。正如著名学者张光直先生所言：青铜便是政治和权力。 这是中国青铜器的又一重要特征，在世界青铜器家族中担任绝无仅有的角色。从上述论说可以看出 青铜器的发展是以夏商奴隶制社会的建立为起点， 在商宋周初奴隶制发展到高峰时期，青铜礼器也达到了它光辉的顶点。 春秋以后，奴隶制开始衰落了，青铜器也开始走下坡路。 到战国晚期，青铜器主要是青铜礼器基本退出历史舞台。 这是从整个奴隶制度发展与消亡来说。而在每一个奴隶制王朝，青铜礼器被统治阶级用来祭天祀祖，宴飨宾客，歌功颂德，死后埋葬于地下。显然它是为奴隶制统治服务的。 对于一个奴隶制国家来说，青铜礼器尤其像鼎之类的重器是社稷的象征，它的存亡就是国家的存亡，所以古书有问鼎中原便是夺取帝位的说法。显然青铜器不是一般的实用器。对于一个奴隶主贵族及其家族来说，青铜礼器又是他们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据文献记载，天子用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必须恪守法度，而不能逾越。生前如此，死后埋葬也是如此。 中国古代青铜器享有盛誉并非以数量取胜，关键在于它的质量。 中国青铜器精品极多。尤其在商末周初，中国青铜器制造处于顶峰阶段。此时的青铜器精品极多，以其制作精湛、形制瑰异、花纹繁缛、富丽堂皇而为收藏家们所钟爱。当然春秋战国也有很多式样新颖别致的青铜器。在现存的商周青铜器中，司母戊方鼎以其巨大而闻名遐迩。它高133厘米，重875公斤，形体宏伟，外观庄严。在奴隶社会的商代，要制作如此巨大的铜鼎，实在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体现了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的高超水平。虎食人卣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通体作虎踞坐形，以虎后爪与尾为器的三个支撑点，而虎的前爪正有力地攫着一断发跣足的人，作噬食状，造型十分逼真生动。且从提梁至三个支点通体都是花纹，铸造精致，给人以美的享受。另外像西周的何尊、墙盘、利簋、大克鼎，春秋时期的莲鹤方壶，战国时期的宴乐攻战纹壶等，都是国之瑰宝、艺林中之珍品。所以说青铜器不同于甲骨。它有复杂的形制，多彩的花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