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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虢国夫人游春图》 　　一、《虢国夫人游春图》与唐诗《丽人行》 传统上说起《虢国夫人游春图》的创作背景，人们普遍认为是唐代张萱根据杜甫诗《丽人行》而创作的。它通过描绘天宝年间虢国夫人游春的场景，从侧面反映当时杨氏一家势倾天下的奢靡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从而也预示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开始。章采烈先生在其《两摹本考议》一文中认为：“杜甫写了《丽人行》与《虢国夫人》两首诗，张萱则画了同一题材的画，显而易见不是偶然巧合，而杜诗在前，张画在后，张系感通杜诗而作斯图。” [1]许天浩先生也认为：“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是根据杜甫《丽人行》而画，或由杜甫诗所引发灵感而画。”[2] 近些年，学术界中又有另一种说法，认为一味地把《虢国夫人游春图》与《丽人行》联系在一起有些草率，并没有切实的文献可以用来佐证两者关系。历代文人墨客都热衷于评述唐玄宗与杨氏家族的故事，但文学作品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夸大与虚构，用它来证实历史事实未免有些不科学；除非拥有充足的证据。 若进一步研究杜甫的《丽人行》，就会发现诗文所描写的内容与《游春图》有很大的差距。其诗主要是描述杨氏兄妹曲江春游的场景。全诗分三段：首先描写了游春仕女体貌之美和服饰之华；然后描绘宴会的奢华；最后叙述杨国忠的权倾天下的霸道和有恃无恐的骄横。《杨太真外传》记载说：其“从官妪百余骑。秉烛如昼，鲜装袨服而行，亦无蒙蔽，衢路观者如堵，无不骇叹” [3]。然而在《游春图》中总共只描绘了九个人。如果是三家出游，骑从不可能如此简单。其次若是三家出游，张萱的画名该为《杨家游春图》而不是《虢国夫人游春图》。再次在杜甫诗中有“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句，表现路人不敢靠近游春的队伍，不敢仰视这些达官贵人的场景，但在张萱的画中并没有体现出这一点。笔者认为这一点的描绘很重要。如果张萱真受了杜诗的影响，描绘路人不敢仰视，才能体现出杨氏家族的骄慢无理，势倾天下的状态。就笔者来看，更倾向于《游春图》与《丽人行》无关的观点。笔者认为不考虑时代背景，单纯地欣赏这幅画，画所描绘的就只是上层妇女出游的场景。从她们的神态来看，其并没有杜诗所描绘的骄横，而是面容安详，气质高贵的贵妇形象。她们都沉浸于出游的欢愉，醉身于盎然春色之中。 二、关于《虢图》主题人物的讨论 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全画共有九人，但到底哪一位是主体人物虢国夫人，学术界至今没有定论。目前关于这个问题有以下几种说法。 1.首骑着男装者为虢国夫人 这种观点以陈育丞先生为代表。他认为作者为了突出主角，所以将虢国夫人画在最前面。马亦比较壮大，与后骑有所不同；并且唐代女子着男装为一时风尚，虢国夫人男装乘马是很寻常的事。在开元天宝年间，多爱三花饰马，三花者剪鬃为之瓣，这是一种贵游的标志。因为最前方的马不但剪三花鬃，悬“踢胸”（历代贵官乘马，红缨多悬于马之胸前），复鞍的障泥亦复锦绣炫目，也与后马不同。[4] 因此他认为最前面的一位为虢国夫人。但笔者有一个疑问，像虢国夫人这样拥有显赫身份的人物，在出游时怎么会被放在最前面？这不符合古代贵族出游队伍的一般布局。 2.怀抱女童者为虢国夫人 这种观点以张安治先生为代表。他认为最前单行的三骑是前驱，稍后两位服装明艳，使人注意力被吸引得渐渐集中，最后显示出主体。主角两旁的侍从一个红衫，一个白袍，和前二人在一起，正像众星捧月一样，反衬出主角的雍容、沉着的气派。中间二骑的服饰虽然艳丽，但是她俩的派头却差很多。她俩的发髻也和主角不同。二人之间很难分出风度高下，要指定其中的某一人是虢国夫人是很勉强的。如果说她们是较高级的女侍，孩子的乳母或虢国夫人的女友，应当要更合适些。[5]所以张安治先生认为最后一排中间抱着婴儿的为虢国夫人。但对这一观点，杨仁恺先生有质疑。他认为：“抱女孩妇人已经人老珠黄，毫无贵妇人风度，且列于队尾，哪有贵妇人出游亲自抱孩子的？” [6]笔者较认同杨先生的观点。古代贵族出游，孩子一般由侍女或乳母抱着。再说此妇人的长裙颜色较为暗淡。在唐代，贵族女子的服饰应该是浓艳、雍容与奢华的；可是抱婴者的衣着并不绚丽，且面容较为凝重，没有唐代贵族妇女的高贵气质。 3.中间并行的前者为虢国夫人 这种观点以杨仁恺先生和徐邦达先生为代表。他们认为中间并行的两位贵妇中前一位为虢国夫人。杨仁恺先生认为虢国夫人姊妹并辔而行，正是全画的中心点。虢国夫人的脸庞非常丰润，确是淡扫蛾眉不施脂粉的本来面目。[7]他还认为历代画作主骑都是中间偏后，前有开道的，后有殿队的，这几乎已成封建定制。笔者较认同此观点。并行的两位妇人气质高贵，服饰艳丽，正符合唐代上层妇女的装束。 4.画中无虢国夫人 这是近年来提出的一个新观点。2010年在上海博物馆举行的“千年丹青国际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