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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音乐中国化一段特殊经历 　　20世纪初，被西方称为“乐器之王”的钢琴正式传入我国。从那时起，一些致力于发展民族化事业的音乐家就已开始创作具有中国风格的钢琴作品，开始了钢琴音乐中国化或者说钢琴音乐民族化的艰难工作。 由于钢琴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时间并不长，要想在钢琴作品上达到西方的钢琴音乐水平，似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中国的钢琴音乐家、作曲家在钢琴音乐中国化的路途上却另辟蹊径，那就是大力发展钢琴改编曲。而在钢琴改编曲的百来年发展历史中，最有趣和最艰难的莫过于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那段奇特经历了——那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经历，那是中国的钢琴艺术家们可谓“曲线救艺术，救钢琴”的经历。 一、钢琴音乐中国化的尝试 依靠钢琴改编曲实现钢琴音乐中国化的源头应该出现在1913年。那一年赵元任先生就曾改编过一首风琴乐曲《花八板与湘江浪》。1915年，赵元任第一首钢琴曲《和平进行曲》诞生，标志着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萌芽。此后，赵元任、萧友梅、黄自等一批先行者为发展民族风格的音乐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重要一步。自“五四”以来，数辈作曲家在钢琴音乐中国化这条道路上不断探索实践着，努力追求钢琴改编曲的“中国风格”。1921年，李荣寿以《锯大缸》民间曲调为基础，将其改编成钢琴小曲《锯大缸》，之后沈仰田也改编了一首钢琴作品《钉缸》。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作曲家在最初接触西方音乐的同时，就尝试将原有的民间曲调改编成适合钢琴演奏的具有中国风格的钢琴曲。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第一个独立建制的音乐学院——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建立。于是，全国各大城市大专院校纷纷设立音乐专科，并开设钢琴课程，中国钢琴教育得到初步发展。在此期间，钢琴音乐中国化的探索也取得了标志性的进展，这就是贺绿汀在1934年创作的钢琴曲《牧童短笛》。《牧童短笛》采用欧洲对比复调技术与我国民族支声复调相结合的手法，使中国传统音乐与西方作曲理论相结合的理想成为现实。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央音乐学院和上海音乐学院的钢琴系正式成立，全国各地钢琴教育基地相继建立，钢琴专业教学逐步得到完善，一大批优秀的钢琴人才涌现出来。其中许多钢琴家不仅谙熟专业演奏技法，而且他们积极响应“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艺术指导方针，创作出了不少民族化的钢琴教材，如《五声调式钢琴练习曲》、《民歌钢琴小曲五十首》、《中国钢琴曲选》等。据不完全统计，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7年中，正式出版的中国钢琴作品就达235首以上。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钢琴音乐中国化的最佳方式就是将原有的民间曲调改编成适合钢琴演奏的具有中国风格的钢琴曲。 二、“文革”中拯救钢琴音乐 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始，中国文化艺术领域便遭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一场浩劫。在素有“中国钢琴发源地”和“中国钢琴家摇篮”之称的上海，就有近80名音乐学院教职工被打入“牛棚”。而在此后不久，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范继森、著名指挥家杨嘉仁、上海音乐学院钢琴教授李翠贞、著名钢琴演奏家顾圣婴等一大批优秀音乐人才含冤屈死。这使中国钢琴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中国的钢琴音乐发展似乎停滞不前了。 当时，凡是与西方音乐有关的乐器、乐曲，无不被清理，尤其是西洋味很浓的钢琴，更是首当其冲。加上学钢琴的人大多有点“洋”背景，出身不好，所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北京、上海等许多城市的钢琴都被砸了，或者被没收，集中锁在某一地方。当时北京一些教堂里，钢琴堆积如山。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稍后不久，钢琴改编曲即进入了繁荣期。这是钢琴传入中国后最有趣的一件往事。原来，作为“文革旗手”的江青等人为了给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利用一些优秀京剧作品炮制出一批所谓样板戏。这便为致力于发展民族化钢琴事业的音乐家找到了“曲线救钢琴”的办法。这之中，有两位音乐家是必须提到的，一位是储望华，一位是殷承宗。 储望华的父亲是“大右派”储安平。储望华在1958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后转入钢琴系，师从易开基教授，课余自我研习作曲。他于1963年毕业后留校任指挥系钢琴伴奏，后转入钢琴系进行钢琴作品创作。他改编及创作的钢琴作品《翻身的日子》、《解放区的天》、《二泉映月》、《新疆随想曲》、《南海小哨兵》、《前奏曲》等，成为中国钢琴家在音乐会演奏、唱片录制中经常演奏的曲目，深受听众喜爱，并被编入音乐院校教材。储望华钢琴音乐创作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和创作目标就是追求钢琴作品的“中国风格”，即与中国传统音乐的密切联系性。 殷承宗7岁开始学钢琴，9岁就举办过独奏会。1953年，12岁的他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1959年以“对音乐的深刻理解和无懈可击的技巧”获得维也纳第七届世界青年和平友谊节钢琴比赛金质奖，1962年获得“莫斯科第二届柴科夫斯基国际钢琴大赛”亚军。1965年，殷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