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之祭》何以成为音乐经典-.docVIP

《春之祭》何以成为音乐经典? 　　关于“经典”（classic）的探讨是当下文艺理论界的热门话题，尤其是文学与艺术社会学领域已为这一研究提出不少有价值的理论与观念，对我们思考音乐经典及经典化问题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就“经典”的定义来说，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中提出，经典就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作品”。[1]同理，音乐经典也正是那些历经时间考验，被一代代爱乐者反复聆听和诠释，从而彰显出持久生命力的作品。在西方音乐领域，与“经典”类似的表述还有“保留曲目”（ repertoire，最常用）、“音乐杰作”（masterpiece）、“博物馆作品”（museum piece）[2]等称谓，基本只限于“艺术音乐”或“严肃音乐”的范畴。自巴赫、亨德尔两位巴洛克晚期的音乐大师开始，经维也纳古典乐派至19世纪多位浪漫主义 “天才”的杰作，共同构成了西方音乐经典曲库的主体部分。 与文学和视觉艺术经典一样，音乐作品经典地位的确认也不是自然天成的，而是经历了或长或短的“经典化”过程，像巴赫的《马太受难乐》（1727）就为之等候了上百年的时间。音乐经典在19世纪中叶之后逐步占据音乐厅，将音乐厅转变为主要上演保留曲目的“音乐博物馆”。与艺术博物馆相似，音乐厅背后所遵循的也是“审美自律性”（aesthetic autonomy）的原则，“即艺术音乐应该以自足的权利供聆听鉴赏，而不是在一个占据支配地位的非音乐过程中服务于某种功能。”[3]“音乐博物馆”的长期存在，对整个音乐世界产生深远影响。它将不符合其审美标准的低劣之作、民间音乐、流行音乐、实验音乐排斥在外，又通过一系列谨而慎之的遴选过程，将更早（如文艺复兴时期）或更晚（如20世纪）的经典作品收纳其中，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1913）就是少数被音乐厅“收藏”的现代音乐经典之一。影响音乐经典建构的因素非常复杂，常常既有艺术的、审美的，也有文化的、历史的。那么，《春之祭》究竟具有哪些“经典性”？又经历了怎样的“经典化”历程？这正是本文将要讨论的问题。 一、《春之祭》的音乐原创性 从艺术与审美的角度来说，“原创性”是一切经典作品的首要特征，也是遴选经典的首要条件。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在维护经典之权威的著作《西方正典》中提出：“任何一部要与传统做必胜的竞赛并加入经典的作品，首先应该具有原创魅力。”[4]将原创性作为西方音乐历史书写中支配性的美学前提屡屡遭遇质疑，因为它压根不适用于18世纪之前的以功能性为主导的音乐写作。但就19世纪以来形成的经典概念来说，原创性无疑有着根本的意义。面对前辈大师留下的经典范例及其神圣权威，新一代艺术家总要面临布鲁姆所说的“影响的焦虑”[5]，他认为，能否摆脱前代大师的创作模式并彰显自身的独创性，既是天才与庸才的根本区别，也是形成新的经典的必要条件。 作为芭蕾舞剧的《春之祭》，其原创性的体现是全方位的。第一次观看这部舞剧的观众，无论从哪一个角度——音乐、舞蹈、情节、服装、布景——都能感受到它突兀的新意。有趣的是，这部作品背后的艺术统帅剧院经理佳吉列夫，在其艺术执导中遵循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第一是音乐，第二是编舞，也就是翻译成动作的音乐，第三是布景和服装，当然前提是与音乐相适合。而脚本，也就是情节则是次要的。”[6]这样的等级安排让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主导了整部舞剧的基调和气氛，即便是脱离舞台而采用音乐会的形式，似乎也不影响其音乐的完整性与表现力。 在《春之祭》的音乐中，最具“革命性”的姿态首先体现在节奏上。在它之前持续数百年的艺术音乐创作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表现要素是音高。以音高为基础的旋律历来是情感的载体、创作的核心；由音高组成的主题动机与调性和声，更是支撑作品整体架构的基本手段。但《春之祭》却彻底推翻音高的统治，将节奏从机械单一的传统律动中解放出来，并赋予其近乎主题的地位和功能。乐曲中的旋律、和声、调性、织体、力度、速度等因素均以节奏的表现为核心，使音乐以前所未有的狂暴和粗野直穿耳膜、撞击心灵。《春之祭》在此挑战的不仅是前代作曲家的经典范例，还有1913年5月29日参与此作首演的艺术家与听众。早已习惯欣赏优雅音乐与高贵舞姿的巴黎观众，在舞剧一开场就出现骚动，人群中逐渐爆发的噪音几乎淹没了整个乐队。据斯特拉文斯基本人回忆，指挥家蒙特“像鳄鱼那样不急不躁”，坚持将乐曲演奏到最后；舞剧编导尼金斯基站在侧幕的一张椅子上，大声叫喊着数字以指挥舞蹈的进行；佳吉列夫“忽开忽关地操纵演出大厅的灯光”，希望以此平息混乱；而作曲家自己则怒气冲冲地站在尼金斯基背后，一直到演出结束。[7] 斯特拉文斯基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现其对节奏的革命：一、在看似常规的节奏模式中采用不规则的重音移位；二、在正常的节奏进行中临时附加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