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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现状和法律风险研究 　　【摘要】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发展迅猛，但顺利实施海外并购的企业为数并不多。全面审视和规避各种法律风险是提高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成功率的关键。文章通过案例研究、数据分析和各国法律对比研究，探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所面临的诸多法律风险，并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海外并购 法律风险 研究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现状 海外并购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重要方式。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20多年来历经萌芽期、发展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前，企业间的并购主要发生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处于萌芽期；20世纪90年代至2000年以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出现迅速增长的势头；2000年以后，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蓬勃发展，尤其是在石油、矿冶、IT、家电等几大行业并购表现突出。特别是2010年以来，由于国际金融大环境的复苏和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市场实现了“井喷式”增长。 从近几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现状来看，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从并购规模来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个案数量和并购总额都呈大规模增长的趋势。二是从并购行业来看，目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投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能源矿产领域、制造业和服务行业。三是从并购区域来看，主要分布在美洲、非洲、欧洲和亚洲，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四是从并购主体来看，逐步从单一的国企向多元化经济主体转变，民营企业异军突起，但仍以国企为主导。五是海外并购后整合状况并不理想。海外并购由于其复杂性导致成功率比较低，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中由于自身人才缺乏、管理不善、文化融合较差及整合能力差等因素，成功率较低，损失惨重。 我国企业海外并购中面临的法律风险分析 东道国审批“政治化”的风险。近年来，海外并购中出现了“威胁门”、“安全门”、“反恐门”等新型的政治阻碍，这在发达国家尤为明显。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以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显得更急促一些，被很多人认为是海外“抄底”。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我国国企的海外并购活动异常活跃。然而，国企特别是央企的政府背景却无形中给企业海外并购带来阻力，面临着东道国从政府、企业、社区民众到媒体的各种压力，容易使东道国政府和公众将市场化行为误解为政治行为，在并购过程中容易遇到政治风险，导致并购失败。欧美等发达国家通常认为我国国企代表着我国政府的利益和意志，所以，我国国企在海外投资并购过程中通常会遭到东道国政府或竞争对手严厉的政治审查。这在资源类国企海外并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典型案例有触碰政治风险的中海油收购尤尼科案例。2005年6月，中海油以高出对手15亿美元全现金方式向排名美国第九位的石油公司尤尼科（Unocal Corp.）发出了收购要约。然而，这桩单纯的公司并购却因涉及敏感的石油资源和国家利益而变得复杂。美国联邦众议员致函时任美国总统布什，要求以国家安全为由，全面审议这一收购计划。在重重阻力之下，中海油最终宣布退出收购尤尼科竞争。 “反垄断”的风险。反托拉斯（反垄断）是对跨国并购规制的核心内容。为保护本国经济命脉，规制外资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各国一般都制定了反垄断法。 美国是最早对公司并购进行法律管制的国家，其在19世纪末颁布的《谢尔曼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反垄断法。美国反托拉斯法律体系主要包括1890年颁布的《谢尔曼法》（Sherman Act）、1914年颁布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法》（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Act）和《克莱顿法》（Clayton Act）及此后颁布的若干修正案。此外，美国还专门制定了并购指导准则、并购审查制度等。日本在1947年颁布了《禁止私人垄断和确保公正交易法》。现代英国竞争法始于1956年的《限制性贸易惯例法》，1973年英国又制定了《公平交易法》。德国于1957年颁布了《反对限制竞争法》（简称卡特尔法）和并购审查制度。欧盟的反垄断主要体现在1958年生效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第八十五条至第九十条。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有100多个国家颁布了反垄断法。世界各国的反垄断法立法各异，这种反垄断思潮的蔓延导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它们滥用反垄断法，干扰正常的并购行为。 2006年，在号称“欧盟对华反垄断第一案”的中集集团并购荷兰博格公司一案中，欧盟委员会认为，中集集团在并购中构成“准垄断”局面，欧盟反垄断机构随后的初步调查认为，中集对荷兰博格的收购可能会引发罐式集装箱领域出现垄断。根据欧盟合并准则的深入调查，决定不予批准中集集团间接并购荷兰博格公司。 “反并购”的风险。反收购是指目标公司管理层为了防止公司控制权转移而采取的旨在预防或挫败收购者收购本公司的行为。中国企业收购外国企业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