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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聊斋俚曲方言属性问题 　　摘要：张鸿魁先生以“俚曲的语音不是纯一的方音，更不像现代的淄川方音”，否定聊斋俚曲的淄川方言属性，认为“蒲松龄创作俚曲使用的是山东官话”。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聊斋俚曲方言与现代淄川方言存在着差异，但两者之间是一脉相承的演变发展关系。张先生所言之论据和推论都不足以支持其观点。聊斋俚曲的文体性质和特点也证明其淄川方言属性是不容否定的。 关键词：聊斋俚曲；方言属性；淄川方言；语言演变 中图分类号：H141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聊斋俚曲逐渐为学界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认知和重视，成为研究的热点，而其方言属性的语言学价值和意义，更为语言学界所关注，成果也颇多。笔者查阅聊斋俚曲论文资料时，读到张鸿魁先生的《聊斋俚曲的方言属性》（以下简称张文）一文。张文认为：“俚曲的语音不是纯一的放音，更不像现代的淄川方音”，而是“跟济南等地现代方音相同”，并据此认定“蒲松龄创作俚曲使用的是山东官话” [1]，否定聊斋俚曲的淄川方言属性。 聊斋俚曲“是用地地道道的淄川话写成的” [2] （P2），关于这一认定，一直以来学界并没有异议。但是，现在突然有人说这一点错了，自然要引起重视。这种意见对聊斋俚曲来说，姑且不论是祸抑福，却一定是学术上的大是大非，非有讨论的必要不可。该文发表于2005年，然而直到笔者撰此文时，仍未看到学界的反应。因此，笔者不揣谫陋，略伸管见，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张文所言之论据不足以推导出其结论 如果不是张文的发表，聊斋俚曲的方言属性本不成问题，也从未有人质疑过这个问题。现在既然有了疑问，那么就需要面对这种质疑。要判断张文的观点，主要思路就是要从学理上看他的论证和结论是否正确。因此，笔者要关心的是：一、他使用的论据是否可靠；二、他对资料的分析推断是否正确，从而决定赞成还是反对他的观点。 张文否认聊斋俚曲的方言属性，其依据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常用字不少有两种读音，又不是同一方言中的文白异读；第二，现代淄川方音声调只有平上去三个调类，淄川上声包括古全浊以外的上声字，还有古浊平和全浊入声字。但聊斋俚曲却有阴、阳、上、去四声。”最后，张文得出结论，“聊斋俚曲方言”跟“现代淄川方言”不同，而是“跟以济南为代表的山东中北部方言”相同，进而断定聊斋俚曲不是用淄川方言写的，“蒲松龄创作俚曲使用的是山东官话”，即“以济南府为中心的读书音”。 首先，笔者必须肯定张鸿魁先生的探索精神，但是对他的论证和结论却不敢苟同。笔者认为，从张文的论据和论证来看，都不足以得出“蒲松龄创作俚曲使用的是山东官话”的结论。理由有三： 1、诚如张文所说，聊斋俚曲“常用字不少有两种读音，又不是同一方言中的文白异读”，进而得出“当蒲松龄时代，也不会有同一方言中同词异读的可能。应该是为了便于叶韵，采用了邻近方言的读音。现代山东北部许多地方有这种读音。”但是这个论据并不能必然得出聊斋俚曲方言属性非淄川话的结论，理由有二：其一，诚然，现代淄川方言只存在一个读音，但是并不能据此认定蒲松龄时代也是这种情况，也不能妄加否定蒲松龄时代的某些字有两个读音存在张文所说的情况；而且，张文所推测的“叶韵”说也只是可能存在的几种情况之一，并未能否定其他可能而证明这是唯一形式。其二，即使如张文所说，当时存在为了押韵而借用邻近方言的情况，但是也不能仅仅凭张文所列举的这么几个有限的例子，就轻易否定整部聊斋俚曲的方言属性，这显然是不符合语言学原则的。要把握一种方言，必须把握其方言特征。“方言是独立而完整的结构体系，所谓方言特征必须从整体上去考察，必须是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多种特点（特征丛）的有机结合，各种特点之间应该是有主有次，有表有里，还应该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的。个别字音、个别音值和音类的特点，个别方言词、方言语法现象，只是方言差异的具体表现，而不是方言特征。” [3] （P4）只有把握住这一原则，才能准确地把握一种方言的特征。针对这种情况，笔者也专门做了实地调查。据淄川当地老人讲，在三四里的距离内，淄川话中的许多字就有存在不同发音的情况。所以，张文所说的“常用字不少有两种读音，又不是同一方言中的文白异读”的情况是可能存在的，或者说张文并没有证明这种现象不存在，而是仅仅凭主观推测就武断的否定其存在的可能，这是不科学的。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这既是语言演变和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也是语言演变和发展的正常结果。 2、张文所说的第二个论据：“现代淄川方音声调只有平上去三个调类，淄川上声包括古全浊以外的上声字，还有古浊平和全浊入声字。但聊斋俚曲却有阴、阳、上、去四声。”究其实质只是一个问题，即方言声调。张文用了绝大部分的篇幅来论证这一问题，得出了“古浊平字和全浊入声字不读上声，这显然跟现代淄川方音属于不同的音系”和“俚曲音系中有阳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