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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和限度:论五四后期戴季陶和马克思主义 　　摘要：五四运动后戴季陶积极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然而终未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究其原因，乃在于他未真正服膺唯物史观，始终是一个心物二元论者。反映在对阶级斗争的态度上，他于理智上接受阶级斗争并致力于唤醒劳工阶级觉悟，却在感情上惧怕阶级斗争的“惨烈”后果。一旦他所说“阶级斗争”的范围由其政治对立面涉及己方时，他“爱的感情”就会再次“发动”。换言之，当心物二元论的戴季陶感受到唯物主义者及其政治活动的威胁时，他就难免偏离其唯物一面倒向唯心，这是他其后转而反对阶级斗争、提倡阶级调和的思想根源。 关键词：戴季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3）01-0017-04 五四后期。胡汉民、戴季陶、朱执信等在接受马克思主义道路上走的相当之远，这乃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共见。其中戴季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水平在有的学者看来更“显然超过了李大钊和陈独秀”。 五四时期戴季陶一度接近马克思主义，此毋庸置疑，但对此期戴季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程度如何，学界的看法却不尽一致。传统观点对之评价不高。20世纪80年代，彭明在其名著《五四运动史》中认为五四时期的“戴季陶、胡汉民等国民党人研究马克思学说，但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因为他们从根本上反对阶级斗争学说”。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对以彭明为代表的传统观点着意纠偏。刘文丽就认为“在五四运动之后短短两年的时间里，戴季陶曾真诚地接受了唯物史观，认可阶级斗争学说，并用来分析中国的社会和历史。”前后两种观点的分歧显而易见。 众所周知，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世界观与方法论，是否接受阶级斗争又是检验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依据。如此看来，学界对戴季陶接近马克思主义程度的研究尚值得进一步探究。既往学界对五四时期戴季陶和马克思主义之关系的总体研究比较充分。故本文仅就戴季陶对“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态度、对唯物史观的接受程度两问题略作阐述，试图在一个对动态过程的把握中，探索五四后期戴季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可能与限度，以期为他数年后向反共理论先锋的转向，寻得一条思想上的内在理路。 一、对“无业阶级”态度的转变 英国学者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认为：“我们的生活世界是由我们的概念构造起来的，任何对一种概念的使用进行改变的成功尝试都会相应地改变我们的生活世界”。这句话反过来说其实也同样成立，人们因对所生活世界理解的不同也会相应的改变他们所使用的词汇。阶级观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即是如此。由于中国近代工业发展滞后，产业工人和资本家力量弱小。兼之农村社会破产、社会流民增加，都使得西方传人的“资产阶级”（Bourgeoisie）与“无产阶级”（Proletariat）概念范畴难以囊括所有情形，一些与之相关的阶级用语相继出现。如劳动阶级、劳工阶级、有业阶级、无业阶级、有枪阶级等等。阶级用语，亦即概念使用的不同，可以反映使用者不同的政治思想，间接理解其政治行为。 同时，概念使用者也可以凭借不同的概念及其理解有效介入到社会现实之中。这也就是德国概念史家所言：“概念之所以能对政治和社会变化产生影响，正是因为通过概念，一种视域才得以建立，而这种视域用以感知、评价结构变化并对结构变化施以影响的”。“无产阶级”之外，戴季陶对“无业阶级”概念的使用及其态度的变化，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问题。 戴季陶1919年6月15日发表在《星期评论》上的《国际同盟与劳动问题》一文，堪称他五四时期关注劳工问题的发轫之作。在这篇文章中，戴季陶以为受外国商品输入的影响，“近年以来”“近代式的工业渐渐在中国发达起来”，“在社会的生活上面形成两种贫富苦乐‘天壤之别’的阶级来”。很明显。戴季陶受到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影响，但对此贫富阶级间是否应进行阶级斗争，他却态度不明。戴季陶期待工人养成“本身的‘组织能力’”，资本家“赶快做接近调和的功夫”，学者要“研究、调查、讨论，把真确的意义，正当的方法，来指导社会”，政治家从“自由平等互助”上求“国家的合理互助统一”。戴季陶唤醒工人阶级觉悟与告诫工人资本家调和并存，此种近乎矛盾的表述中实质上隐含着激进的可能。这触动了一向反对阶级斗争的孙中山，遂有二人关于劳工问题的谈话。戴季陶面对孙中山“你是想要直接去指导？还是要站在研究的批评的地位，做社会思想上的知道工夫呢？”责问，他选择了后者。 戴季陶《对付“布尔色维克”的方法》一文与孙、戴二人的谈话同期发表在《星期评论》上，其实更值得关注。戴在该文中阐发了他对中国“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看法，从中所显示的现实关怀及取向有与马克思主义相区别的意味，这也印证了孙与之谈话的影响。当时。不少国人以为俄国“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