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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村官社会学探究综述 　　（南京农业大学 农村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近几年，“大学生村官”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社会学界也有众多学者对其作出了深入探究，本文按照国家/社会和角色/行为两种研究取向，综述了自2008年以来大学生村官的社会学研究成果，前者从国家与社会的二元理论视角出发，对大学生村官这一政策做出宏观的功能性研究，后者是从微观角色理论视角，对大学生村官群体进行实地调查与访问，作出经验分析。两种研究视角正好起到了互补的功效，更加透彻地反映出村官政策功能的缺失，以及村官个体角色失当行为，通过本篇综述，文章认为大学生走向村官之路，需要完善培训机制，以及参与村内选举的权利等。 【关键词】大学生村官；国家与社会；角色；冲突 1995年，江苏省率先招聘大学生担任农村基层干部，紧随其后，海南、广东、河北等地也陆陆续续招聘大学生村官，直到2008年，中组部颁发《关于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的意见（试行）》等相关文件，正式规范了大学生“村官”的选聘与任用，将新一代的“知识精英下乡”运动推向了高潮，也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中组部统计，截至2011年底，我国已累计选聘大学生村官30万人，目前在岗21.2万人，覆盖全国1/3行政村。而在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大上，也是“首次”出现了4名大学生村官代表，大学生村官群体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目前社会学界对于大学生村官的研究，分为国家/社会和角色/行为两种研究取向，本文按照上述两种研究取向，对自2008年以来发表在中国知网上的文献进行了梳理。 一、“国家/社会”研究视角 20世纪90年代，作为西方政治社会学核心内容之一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引入我国，成为当时广泛运用的理论框架。在研究大学生村官问题上，不少学者沿袭这一理论视角，着重分析国家在该政策中的强势地位，对村官群体以及农村社会基层政权的权威性和控制力。 （一）“制度嵌入” 同样是上世纪9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化阶段过渡到大众化阶段，应届大学毕业生数量迅速增多，造成了严重的就业压力，因而，国家适时推出了大学生村官计划，1995年，江苏率先招聘大学生担任农村基层干部，开辟了先河。该计划在缓解就业压力的同时，为同村现代化输送人才，同时为国家政权建设培养后力量。郭星华就提出了疑问，如果我们把大学生村官制度当成缓解大学生就业难的权宜之计，那么，就存在大学生村官再次就业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大学生村官当成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力军，就存在大学生村官是否安心工作、能否发挥作用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大学生村官制度当成是“挂职锻炼”性质的活动，也存在“挂职”与就职的衔接问题。这三个如果，是对国家提出该政策初衷的深度考量，不管该计划的主要功能或目的是其中哪一项，都残留着隐患。即使我们希望大学生村官制度能兼有上述三项功能，还是存在一个分流的渠道、措施和机制的问题。 为何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功能存在不稳定性呢？从国家与社会二元理论角度来看，就牵扯到了一个“制度安排“的问题，大学生村官计划作为一个从上而下的制度安排过程，硬生生的嵌入到了农村中，正如宋言奇所提出的，这是一个“制度嵌入”过程，如同人体器官移植一样，被移植的器官与人有一个适应过程，在此过程中，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列排斥反应，那么，村官政策在嵌入农村社会体系之中，势必也会引起不良反应。大学生村官要打入乡村核心，必须立足于农村现实情境，在发挥自己作为知识精英的特长之外，学习农村场域中打交道的方法，才能真正实现由“嵌入”变为“融入”。 （二）“知识精英” 如果说传统中国乡村是“乡土社会”，是熟人关系社会，是以乡绅为代表的乡村精英为核心力量，他们在传承乡村文化知识、维护乡村秩序、以及礼仪规范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近现代乡村则是 “后乡土社会”，仍然是人情、关系主宰的社会。但是随着乡村精英外流与分化，近代乡村处于“失血”与“城乡断裂”状态，所以，何兰萍等人指出，大学生此时下乡，正好发挥着“文化反哺”的功效，作为新一代精英，能够弥合这一断裂。何兰萍等人的观点是立足于这样一个假设：大学生村官群体作为国家政策积极接受与反馈者，能够发挥其主动性去履行这一政策要求。 付建军的观点与何兰萍等人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付建军认为，大学生到农村中去，作为村务工作者，是国家力量进“农村政权”的途径之一，改善传统中国的“农村基层政权”使其政权体系趋向现代化，因为传统中国农村不具备自我现代化的能力，为实现农村合理整合，国家需要通过大学生村官，与农村其他类型精英联盟。他的观点是站在国家立场上考虑的，国家作为政策的论证与颁布者，推动了这场精英下乡运动，促进了现代国家建构。 （三）“三个悖论” 同样是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