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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与改制对北朝书法影响管窥 　　摘要：北魏中后期孝文帝实行的太和改制，影响深远，成为北朝书风的重要分水岭。本文从太和改制的背景和主要内容入手，从多角度就其对北朝书法的影响进行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太和改制 北朝书法 汉文化 南朝书风 太和改制，又称孝文改制。公元5世纪后期，由北魏孝文帝及其祖母冯太后主持的政治、经济、文化改革，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加快了北方少数民族的文明化，北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得到了迅速发展.书法也不例外。然而，积极改革的背后却有着深刻复杂的背景。 一、太和改制的背景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后，战争结束，经济逐渐恢复，农牧并重过渡到以农耕为主的步伐明显加快，激化了农耕为生的下层人民与崇尚游牧的鲜卑贵族之间的矛盾。拓跋部有较强的民族歧视思想，热衷于对其他各民族的压迫、掠夺，甚至草菅人命，引发各地人们暴动。统治者与汉族地主因各自的利益也需要加强合作，但由于民族文化、生活习俗差别较大，彼此存在猜忌与矛盾。 二、太和汉化改制的主要内容 迁都洛阳，加快了民族大融合，促进少数民族学习汉文化。 均田制使农民获得土地，劳动积极性提高，封建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为文化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使用汉语，禁用鲜卑语，提倡书写汉文字。《魏书·咸阳王禧传》云： 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 改籍贯，禁止鲜卑人死葬北方故土。《魏书》云： 迁洛之人，自兹厥后，悉可归骸邙岭，皆不得就茔恒代。 孝文帝恢复太学、国子学，将儒家经典定为教科书，崇尚礼法制度，大兴尊孔祭孔之风，洛阳政权很快聚集了一批文人学士，文化重新复苏， 为书法变革打下基础。北魏杨衔之《洛阳伽蓝记·卷二》中云： 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代人，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 孝文帝尊崇佛教，并且广建寺庙。《魏书·释老志》云： 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二百五十八人。 三、太和改制对北朝书法的影响 1.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与碰撞使得北朝书法风格多样，形成群星璀璨之格局 随着迁都洛阳和儒学文化风尚的兴起，以鲜卑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中原文化与南朝文化）有了更深程度的融合与碰撞，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字与书法得以迅速发展。北朝书法的风格由原来较为单一的粗放变为面貌多姿，富于变化，体态多样，富有创新精神。品类之多，令人目不暇接。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备魏第十》中写道： 太和之后，诸家角出：奇异则有若《石门铭》，古朴则有若《灵庙》《鞠彦云》，古茂则有若《晖福寺》，瘦硬则有若《吊比干文》，高美则有若《灵庙碑阴》《郑道昭碑》《六十人造像》……统观诸碑，若游群玉之山，若行山阴之道，凡后世所有之体格无不备，凡后世所有之意态亦无不备矣。 2.接受中原汉族儒家审美文化并吸收南朝书风，书法的书写与镌刻水平精致化，审美取向由以质为主到质文并重 受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以及汉魏书法的影响，太和改制前北朝书法审美取向以质为主，表现在方笔用笔、骨力雄强、厚重朴实等，并沿用魏晋旧习，隶楷二体交叉，常常行构为楷，而章法、体势、用笔为隶，或行构近隶而笔法用楷，如前秦《广武将军碑》等。 孝文帝即位后，迁都洛阳，实行“汉化改制”，尊崇孔子思想，儒学文化的审美意识得到广泛传播。同时由于整体汉文化水平的提高，使用汉字的水准较“汉化改制”之前有极大飞跃。原本粗具规制的北朝书法明显向精致典雅的艺术层次发展，书法审美文质并重。此时许多北朝书法石刻笔画温婉文雅，只是在钩趯和转折处用到方笔，早期方峻直切的用笔已比较少见了，“洛阳体”书法形成并走向成熟。 如洛阳出土较早的魏碑墓志《元桢墓志》，刻于496年，虽然仍带有平城的烙印，刀刻痕迹较重，用笔非常方直，但楷法已很成熟，隶书意味很少。文质并重的代表作还有《张黑女墓志》《始平公造像记》等。 孝文帝改制时期，南北书法文化更加密切交流，也加快了北朝书法审美意识的转变。北魏孝文帝重视对南朝文化的汲取，对南朝入魏亡士大加任用。公元493年，琅琊王氏的后人王肃因“父奂及兄弟并为萧赜所杀，肃自建业来奔”。孝文帝“闻肃至，虚襟待之，引见问故……肃亦尽忠输诚，无所隐避，自谓君臣之际犹玄德之遇孔明也”。后来，王肃弟王秉及王松、王诩、王衍也逃到北魏。作为极重书法的王氏后人，自然将遒丽秀逸的二王南朝书风传到了北朝。 南朝衣冠之制的风尚对北朝书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楷书书法出现了秀颖峻拔的风格样式，接近南朝楷书。太和改制后，北魏书法迅速向南朝看齐，弃古趋新，追求文雅典致。南朝书风具有了指导性的地位，北方与南方书法形成师承关系。南方盛行的“草隶”风靡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