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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布赖特: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 　　即便是在卸任美国国务卿十余年后，奥尔布赖特仍然惹人关注。 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国务卿，她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力主对科索沃动武，因此被称作“战争女人”；她曾在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的深夜，亲赴中国驻美大使馆。她的女性特质从未冲淡过“政治人”的浓烈气息- - -卸任后她曾写书解释经常被外界解读的“胸针外交”，那些在台面上下与各国政要“角力”的外交经历，让她精心收藏的胸针又成视点。 6月8日，当她出现在北京大学，为自己的母校维斯理学院与北大合作的女性领导力论坛站台时，人们自然更希望听她谈谈政治话题。 对于怎么看待“中国梦”，奥尔布赖特表示，这是中国领导人对人们在社会中应当如何作为的一种号召和激励，确立这个概念，是想通过一种积极的方式，去解决某些消极的问题。“美国也有美国梦，更多是关于多样性的；而在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去做，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中国梦确实为政府的工作提供了路线图。”在此次奥尔布赖特的北大行程中，《瞭望东方周刊》跟随观察，并对她作了采访。 “谁也不能在世界上独大” 个人力量在奥尔布赖特的观念中很重要，她认为，领导者固然会对社会产生影响，但普通人也同样会。 “我一生中见过很多不同的人，有各国政府要员，也有南非那些尽全力想办法治疗患有HIV孩子的母亲，他们都在发挥作用。”在奥尔布赖特看来，个人力量的发挥更多地建立在与他人的关系上，而这甚至会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进而影响世界。 面对北京大学与维斯理学院的学生，奥尔布赖特说，国家在制定政策时会受到五个因素的影响。 第一是客观因素，这包括国家现状、地理位置、空间资源、经济文化水平等。这些客观因素有时会发生变化，比如当苏联解体时，俄罗斯的地理范围、地缘邻居和资源数量就发生了变化。 第二是主观因素，即一个国家对自己的感觉如何。美国在二战结束后陷入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包括后来与伊拉克的战争，那段时间，美国人曾感觉非常疲惫。而国家的决策就需要考虑人民的主观意志。 第三是政府构成，在美国，谁是执政党直接关系到政策的制定。 第四是预算决策，在美国，不同部门要为获得财政支持而竞争，每年都可以比较，是防御部门还是健康部门，或者是城市规划部门获得了更多的钱。 最后一点就是个人角色。今年，中国有了新的国家主席，他与奥巴马之间的个人关系必定会对中美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其他参与政府部门工作的个体同样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奥尔布赖特曾说，中国太大，美国既不能忽视，也难以拥抱。 此次来访，对于中美关系，奥尔布赖特不断强调，两国在今天的世界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两国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对彼此的差异应该相互理解，即使在某些问题上处理方式不尽相同，重要的是双方能为了共同利益而通力合作，解决问题，争取双赢。 “谁也不能在世界上独大，对中国和美国来说，谁会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国之间的关系与合作。与其总是比较或在意对方的崛起，不如寻找机会合作。”她说。 而对于中国崛起的前景，奥尔布赖特认为，中国与别国的竞争和合作都将继续存在，而究竟是竞争关系还是合作关系更加凸显，在于中国能否为自己的和平崛起自证，答案掌握在中国手中。 “如何处理中国当前的国内问题，只有中国人自己能回答。”她说，比如城乡差距、环境问题，等等，中国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也会成为国际评判的重要参考。 奥尔布赖特说，一个国家的独立和发展不仅以自我为基础，也应该让别国理解并愿意合作。“现在，全世界都在看着中国。” “我希望改变女人的地位” 奥尔布赖特是女权主义者，很早就投身女权运动。“女权运动要为女性争取的当然是平等，在整个社会中同男性一样的平等，但更主要的，是要争取自主选择权。” 所谓“自主选择权”，奥尔布赖特解释说，并非所有的女性都想成为领导者，并非所有的女性都对政治感兴趣，但至少，当她们想的时候，她们有机会，她们可以选择。 “在政坛，女性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女性身份。”对此，奥尔布赖特深有体会。“当我是国务卿时，全世界仅有其他13位女性外交部长。有一次，我们去参加一个会议，当我提出我感觉我们应该做些什么的时候，男性代表就说：你感觉到- - -你指什么？当时，芬兰的女外交部长塔里娅·哈洛宁就坐到我对面，我们开始谈论军备控制，那些男性同事们才像突然间懂了一样。” 为什么女政治家常常显得比男性更为强势？奥尔布赖特的解释是，在男性的意识里，很难把女性跟他们划入同一个群体。通常，如果一位女性在男性占多数的群体中提出领导性意见，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疯狂的女人。而这也是大多数女性政治家表现出超乎男性的强势态度的原因之一。“因为你感受到了自己是少数，需要突出自己去回应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