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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聊斋志异》 悲剧色彩 　　摘 要： 《聊斋志异》中的悲剧性，多源于时代的创痛和作者的不幸。悲剧性不仅显现在数量颇多的悲剧小说中，也隐现在其余不少结局美好的故事里，呈现出一“显”一“隐”两类不同的悲剧色彩。相较之下，前者更具悲剧效果，后者则胜在余味深长。两者不同的悲剧效果，共同构成了《聊斋》与众不同的悲剧魅力。 关键词： 《聊斋志异》 蒲松龄 悲剧色彩 《聊斋志异》是一部优秀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全书收录了近500篇小说，题材之广泛，内容之丰富，超乎想象。或描摹情爱纠葛，或披露科举黑暗，或乐道名士风流，或同情百姓疾苦，世间百态，鬼神种种，不一而足。然而在这些主题各异、题材不一的小说中，总萦绕着一种感伤情调，充斥着悲剧色彩，不仅有直接揭露苦难的血淋淋的悲剧，更有众多隐藏在美满结局下的淡淡缺憾。故《聊斋志异遗稿·跋二》中说：“余观其寓意之言，十固八九，何其悲以深也。” 一 《聊斋》的悲剧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时代大环境和作者蒲松龄自身的境遇。外界复杂的矛盾、作者特殊的遭遇，影响着《聊斋》的思想和创作，所以这部作品既是时代矛盾的缩影，又是作者心灵的寄托。 明末清初，一个社会动乱的年代，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清军的烧杀抢掠，连年的自然灾害，导致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直到康熙年间，农业生产才逐步恢复，然而随之而来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社会经济的矛盾也日益激化。此外，文化思想方面的斗争也很尖锐。在官方程朱理学的统治和八股取士制度的束缚之下，思想发展遭到重重禁锢。虽然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进步思想仍在悄悄蔓延，但由于资本主义因素在清初遭到全面打压，闭关自守的儒家正统思想牢不可破，明末曾盛极一时的市民文学也遇到了挫折。故有人将此总结为一种倒退的现象：“从社会氛围、思想状貌、观念心理到文艺各个领域，都相当清楚地反射出这种倒退性的严重变异。……作为明代新文艺思潮基础的市民文艺不但再没发展，而且还突然萎缩，上层浪漫主义则一变而为感伤文学。……《聊斋志异》则是这一变异的重要杰作。”[1] 除了社会背景之外，蒲松龄本人的遭际也充满了悲情色彩。他经历了家道中落的落寞，屡试不第的失意，大半生穷愁潦倒，看尽现实社会的黑暗和人性世情的不堪。长久以来郁积于心的痛苦、愤懑，正需要一个途径来抒发，饱经沧桑的心灵也正需要一段花妖狐魅的传奇来安慰。他曾写过：“新闻总入鬼狐史，斗酒难消磊块愁”[2]，可以看出，对他来说，写作此书只是一种借酒消愁的手段而已。然而这种寄托也仅仅是纸上的发泄，一时快意之后，余下的仍是深沉的悲凉，就如他在《聊斋自志》中所说：“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若此，亦足悲矣！”[3]所以，在《聊斋》故事中，悲伤的基调萦绕不去，“在曲折离奇的鬼狐假想中具有某种感伤意绪”[4]。 二 《聊斋》中有相当多的篇幅直接叙述悲剧，塑造了许多充满悲情色彩的男女主人公，如《窦女》中被欺辱抛弃的窦女、《田七郎》中为报义而献身的田七郎、《商三官》中先报仇后自刭的商三官……主人公的命运往往坎坷艰难，美好生命的毁灭或可贵灵魂的陨落使得这些故事更加沉重。 知识分子的悲剧是蒲松龄对科举制度的有力控诉，满腔悲愤常常跃然笔端，《叶生》便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篇。主人公淮阳叶生，虽有冠世之才，却铩羽落榜。遭到打击的叶生“形销骨立，痴若木偶”，后重病不起。除去历来文人骚客普遍的失意之痛，叶生的悲剧还具有某种特殊性。这独特的悲剧在于他过人的痴迷和执着，使他病死而不自知，仍寄心于官场。等他终于衣锦还乡，妻子却惊骇躲避，最终他入室“见灵柩俨然，扑地而灭”。叶生苦苦挣扎的一生，所有的不甘、奋斗、呕心沥血，以及那唾手可得的富贵前程，都归于尘土，消散于一场虚幻之中了。生命的消亡与灵魂的执着，拉扯出这种可悲、可怜，甚至可怕的精神状态，虽然是艺术的想象和夸张，但根源却离不开科举制度对文人精神的极大摧残。沉沦于此的人又何止叶生，“古今痛哭之人”，数都数不尽。因而叶生悲剧的特殊性，最后也只能归结为这种普遍的精神摧残极端化的产物。 社会黑暗，统治腐败带给底层人民的苦难，则要更复杂一些。《促织》中成名的儿子因弄死了蟋蟀而投井，夫妻二人“抢呼欲绝……相对嘿然，不复聊赖”，然而稍后想到没办法交差，成名则“气断声吞，亦不复以儿为念”。最终儿子化身为蟋蟀，成名得以交差。故事的结局虽然写成子精神恢复，成家也因祸得福，富贵满门，“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但如此结局亦不能掩饰这个彻底的悲剧，仅可以视为一种善意的安慰，或是一种讽刺。天子一时兴起的小小玩物，却令寻常百姓受尽折磨，苍苍烝民，命如草芥。而下层人民被夺去的，不仅是不值钱的小命，还有人之为人的尊严、本性。这桩悲剧的复杂在于作者对人性的深入挖掘，在外界极端的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