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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翼对灰色知识分子描写中人文关怀 　　摘 要： 张天翼对灰色知识分子描写的讽刺小说创作时期是他文学创作中趋于成熟的时期，除了揭露时弊，最重要的是他讽刺小说的对象在他笔下被写成了圆形人物，他着重通过对人的两面性的解读展示讽刺对象堕落的过程，在人性善恶的发掘过程中传达对未来的美好寄托。本文着重通过对讽刺小说《新生》、《移行》的分析阐释张天翼对人性的解读，并在童话《大林与小林》中找到创作原型和解决方法，并注意与鲁迅讽刺小说写法的对比。 关键词： 张天翼 灰色知识分子描写 人文关怀 一 张天翼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鲁迅小说风格的传人，特别是他的讽刺小说中对国民性弱点的批判和揭露，有着与鲁迅相似的冷峻眼光。但是茅盾在《读〈倪焕之〉》中指出，“鲁迅小说在攻击传统思想这一点上，不能不说是表现了五四的精神，然而并没有反映出五四当时及以后的刻刻在转变着的人心。《呐喊》中间有封建社会崩坍的响声，有粘附着封建社会的老朽废物的迷惑失措和垂死的挣扎，也有那受不着新思潮的冲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中国暗陬的乡村，以及生活在这些暗陬的老中国的儿女们，但是没有都市，没有都市中青年们的心的跳动。”[1]鲁迅笔下对知识分子描写的缺失源于五四时期中国作家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潮流，到了三十年代，一些敏锐的知识分子便开始将目光从农村转向都市，从农民转向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张天翼便是最早一批开始关注知识分子生活现状以揭露其堕落腐朽的作家，并将这种人称作“灰色知识分子”。张天翼着重批判的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欲望没有原则的、永无止境的追求。在速写三部曲中，谭九先生是个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奔走于各个会场的伪爱国者，他对于千篇一律的讲话从不感到空虚反而从中体会到无穷的控制欲。《新生》中的李逸漠最后在满足自己对安逸生活的追求中与革命渐行渐远乃至堕落，“移行”到资本家怀中的桑华，虽然不止一次地自省：“我堕落了吗？”，但每次还是掉落进追求纸醉金迷的享乐的欲望中去……对于欲望的追寻本没有过错，但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作为接受过新文化的知识分子却在为自己的堕落寻找各种借口，想要做时代的投机者，这就是虚伪，是存在于小资产阶级中的“精神胜利法”。这样的文过饰非，自我麻痹的思想广泛存在于市民意识之中，极不利于他们的革命意识的成长。 但在当时，举国一片抗日热情高涨的情况下，很多评论家认为这种批判知识分子的文章过分的夸张，过分的暴露，影响到民心士气，削弱了抗战的力量。更有甚者认为作者只是在“摆弄他手上的傀儡，要它往东则东，往西则西，以尽其宣传的能事而已”[2]。倘若张天翼对社会的揭露如其所说是一种政治导向的话，意义也就仅止于此。但张天翼的可贵之处在于，在讽刺之中他融入了自己对于知识分子的同情和对于人性两面性的理解。 二 孔范今认为“在讽刺艺术上，张天翼是鲁迅的传人，一如鲁迅的冷峻泼辣，但少些鲁迅的深沉凝练；他也如鲁迅一样，讲究创作要有益于世道人心，改造国民的愚弱性格”。[3]然而鲁迅文章中太多扁形人物，如阿Q、孔乙己、祥林嫂，他的人物带着一种透彻心底的悲凉，而张天翼笔下的人物看似是扁形人物，却时时用今昔对比的手法描画出人物内心的焦虑、矛盾。张天翼认为，作者不应该对他的人物“一憎恶起来就憎恶得要死，而一爱起来就一定非鼻涕直流，弄的连抓笔的手都软绵绵的不可”，“人是多方面的，是复杂的创造物，要是只用一张脸谱——不论是什么脸谱，那总是些不到家的”要认识一个人，“不能仅仅看表面的行为或是光听他本人的自述”。应该“从他的深处来看”。[4]展现他们作为圆形人物的一面。 在《新生》中，李逸漠从来不是一个坏到极致的人，他的一生也没有损害谁的利益，甚至他的初衷是向善的、革命的。他在找潘校长请求调职时说：“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老潘，我做了一个南柯大梦。如今可醒来了。我真要感谢日本强盗：要没有他的炮声震醒了我，我还在那里做隐士哩。”“我是决定了的：我要到这后方来做点工作。我要开始我的——我的新生！”毫无疑问，李逸漠到中学教书是抱着一腔爱国热情，是想要做出一番大事业的，这个时候的他算得上一个有思想要求进步的红色青年。并且，他与那些本来就一无所有的揭竿而起的革命者是有本质区别的，从他后面对往昔幸福生活的回忆中可以了解到他从前生活的优裕：“校园里的枯树枝上缀着些乌鸦，在冷风里面摇晃着……天空里还透出了一线青灰色的冷光，瞧着叫人忍不住要打寒噤。”对应着他在老家“每逢工作的疲倦了总得在他书斋的窗边站这么一会……他记得那个金鱼池里的青苔就是到了冬天都也碧绿的。”正如没经历过辉煌就没有英雄失意的悲凉，冷风中摇晃的乌鸦取代了金鱼池碧绿的青苔，带给了逸漠难以抹去的心理落差，他将一直感觉自己处于这样肃杀而又悲凉的气氛之中。“他总感觉到这新环境仿佛缺乏了一点什么东西……连他这满肚子人类的愤怒……变成了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