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珍藏黄埔军校《步兵操典草案》.docVIP

我珍藏黄埔军校《步兵操典草案》 　　前几年，旧书网上民国版步兵操典之类军事书籍汗牛充栋，价格一般在百元左右，如今步兵操典已是寥寥无几，而且价格大涨，高者数千，少则几百。那时，笔者收藏有中央军校《德译步兵操典草案》（1933年版）及训练总监部《步兵操典草案》（1929年版），可都不是由中国自己研究编纂。而中式《步兵操典草案》（1935年版）与前二者译本最大区别是在纲领中有国民革命军以实现三民主义、礼义廉耻、亲爱精诚等精神教育。我为了收藏到中式《步兵操典草案》，费时两载，终于在今年春遂愿。中式《步兵操典草案》，灰色书皮，纸本平装，32开254页，书脊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印”。 中式《步兵操典草案》编纂前后 《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简称典、范、令）是民国时期的军事学校及部队必读之物。《步兵操典》则为三者之首，因其是一切教练之基础；操典必须反复研究体会，方能融会贯通，一日身临战地得心应手，获运用之妙矣。 中国的军事教育自清末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军制训练新军以来，不是德式操，就是日式操，换来换去，都是原本照抄外国的东西，而没有中国自己研究的操典，用来适合中国的国情。 1928年12月，第一集团军进行整理校阅时，蒋介石看到各师实施操典不一，比较纷繁芜杂。于是蒋介石在25日对各师参谋长暨校阅委员强调：“操典一定要划一，要完全用十七年（1928）的操典，不仅是不许用旧操典，就是新旧操典参杂来用，也是不行”。后来训练总监部成立了操典编纂委员会，以各兵监、中央军校及各兵科学校负责人为委员，由中央军校及各兵科学校派人会同研究起草初稿。 编纂人员因出身于不同军校（保定、黄埔及德国、日本等军校），在工作进行中发生了一些分歧；而蒋介石聘请了许多德国顾问帮助中国建军，他们主张采用德国操典。德国操典共分五部：第一部为步兵战斗原则；第二部自单人教练至连教练；第三部为重机关枪操典；第四部为迫击炮操典；第五部为步兵营团教练。当时只译出第二、第五这两部，乃由德国总顾问佛采尔根据德国步兵操典，参以中国国情编制及兵器所撰定，习称“二五操典”。1932年印行采用，定名为《德译步兵操典草案》，经蒋介石批准在中央军校和教导总队施行。 因此中央军校主张采用德国的操典。他们所持的理由为：德国是现代军事最强的国家，日本的军事也是取法于德国，将来中国建军，自应取法乎上，而且采用“二五操典”是校长蒋介石决定的，无需再多讨论。这个意见，却受到各兵科学校尤其是步兵学校的反对，认为德国的军事固然有它的优越性，但在装备上非中国所能仿效。且其用兵作战，仅限于欧洲狭小的战场，亦不适合中国的情况。日本的军事虽然也很有名，且在中国习用已久，但中国军队在装备上也赶不上它，以日本的战术来对日作战，显然难操胜券。至于苏联在编制、装备和运用方面倒有诸多可以采取的地方。应该根据中国实际情况，广泛地参照德、日、苏等国的操典，取长补短，重新研究编纂，方合实用。 训练总监部虽然同情各专校的说法，但因采用德国操典出自蒋介石的主张，不好擅作决定。不久，这一问题，为德国顾问所知。德国总顾问佛采尔在一次有蒋介石亲自参加的会上说：“我们顾问团，奉国家的命令来帮助中国建军，我们是有决心和信心的，但是需要大家与我们协作，才能完成这一任务。现在听说有人反对用我们的操典，如果采取不合作的态度，我们是无法负责的。”蒋介石顿时大怒，立即追问问题的来源，得知是以步校为首的各专校反对执行德国操典，马上给训练总监朱培德写了一封信，严厉要求立即颁行德式操典。 训练总监朱培德兼任军委会工作，对训练总监部的事不太过问；至于总监部的一些人，都是留日学生，对德式操典也不同意立即颁行。根据这种情况，步校研究对策，一面对德式操典不合中国国情的部分尽量揭出，如德国的空军很强大，机械化部队也很多，各项轻重火器都很优越；中国军队的装备远远跟不上人家，如何采用他们的战术？目前，中国步兵连的编制，每连只有九个班，而二五操典规定每连十五个班，每班一挺轻机枪（军队没有那么多轻机枪，即使有也没有那么多的弹药），颁布下去，如何执行？诸如此类的问题一共提了一二十条，都是训练总监部不好解答的问题。 当时中央军校所主张的是在制式教练部分（立正、稍息、开步走等）采用德式操典，步校所坚持的是战斗教练部分不能采用德式操典，于是意见渐趋一致，均同意参照德式操典和现行的日式操典研究起草新操典。训练总监部为应付蒋介石的指示，采取了一种敷衍的办法，把德式二五操典即《德译步兵操典草案》印发各部队研究，不作正式颁行。关于步兵连编制问题，经中央军校与德国顾问商谈后，双方妥协改为九班制，每班有轻机枪一挺。于是，顺利进行步兵操典第一部的起草工作（包括步兵各个班、排、连教练）。 1933年夏，蒋介石在庐山设军官训练团，步校趁机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