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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应注重土地集约使用 　　土地是城镇化发展的基础，关乎城镇化的成败，只有解决好土地问题，才能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这一目标。 一、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土地使用的突出问题 （一）缺乏长远用地规划导致大量土地资源浪费 重建设、轻规划是传统城镇化的一大弊端。由于缺乏规划，传统城镇化过度依赖数量扩张，土地资源浪费严重。一是开发区用地粗放，投资密度低，单位土地产出少；二是土地利用布局不合理，盲目建设大马路、大广场、大厂区和标志性建筑，浪费宝贵土地资源；三是乡村用地零散，功能配套缺失，用地低效、闲置现象普遍存在。据有关方面披露，截至2012年8月底，全国共有闲置土地1.27万宗，95万亩，闲置2年以上的占57.3%。 （二）“唯GDP”式的城市规模扩张导致土地利用效率低下 “唯GDP”式的思维模式将“城镇化”简单地等同于“城镇建设现代化”和“房地产化”，致使城镇化演变成为“卖地引资”和“造城运动”，最终导致城市规模过度扩张、房价飞涨和土地利用率低。一是许多地方政府将土地作为招商引资的资本，忽略对引资企业的足够考察，不少企业占地不用，造成土地闲置、荒废。二是土地开发强度（一个区域建设空间占该区域总面积的比例）明显不足。近年来，我国土地开发强度一直维持在5%左右，而同期德国为13%，荷兰为12%，日本为8.3%，表明我国城镇土地利用很不充分。三是国土经济密度（单位国土面积承载的GDP）过低。我国与美国疆域相当，但国土经济密度仅为美国的1/4。韩国国土面积与江苏、浙江相当，但国土经济密度是后二者的2.8倍和4倍。四是工业用地占比过高，利用效率低。我国城市内工业用地面积占比一般在25%以上，远高于国外15%的水平。但用地容积率仅为0.3—0.6，大大低于发达国家1.0以上的水平。 （三）盲目征地危及耕地安全、损害农民权益 在传统模式下，城镇化往往被简化为征地拆迁。我国每年因城镇化减少的耕地面积高达1800万亩，不仅严重威胁耕地和粮食安全，也使我国人均耕地占有量不断降低。目前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1.39亩，是世界平均水平（3.3亩/人）的42%，美国（8.81亩/人）的16%，印度（2.21亩/人）的62%，排在世界120位之后。不仅如此，在征地过程中，农民处于绝对劣势，土地权益往往得不到应有保护，征地收益被地方政府拿走，甚至有的被腐败官员、关系户和地产商等瓜分。 （四）制度缺失背景下的“两栖”占地加剧城镇化用地冲突 城镇化快速发展必然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但因土地管理、征地补偿、就业、社会保障和户籍管理等制度不够完善，进城农民工无法在城市定居和享受与市民平等的福利待遇，自然以保留农村宅基地和耕地作为保障。这种“两栖”用地方式造成农村“空心化”、住房闲置与城镇化开发用地紧张并存。在刚刚闭幕的两会上，有政协委员估算，目前我国村庄空置面积超过1亿亩。 （五）传统城镇化模式过度依赖土地 传统城镇化模式强烈依赖土地要素供给，城镇建设以“土地—财政—金融”联动机制为支撑，以大量出让土地的方式解决财政问题，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和城镇化，但也反向激励了多征、多占、多卖土地等行为，冲击了耕地红线，也带来了土地浪费、不节约、不集约利用和资源环境问题，并有可能引发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应是人的城镇化。传统城镇化模式重建设轻功能，重规模扩张轻产业支撑，重“硬环境”改善轻“软环境”建设，导致城镇吸纳就业功能弱化，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投入不够，造成“人口城镇化”大幅滞后于“土地城镇化”。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首破50%达到51.3%，但统计的6.91亿城镇人口中包括了1.59亿工作在城市、户籍在农村的农民工及随迁人口。若扣除这部分人口，我国城镇化率仅为35%左右，远低于世界银行统计的中等收入国家平均48.5%的水平。 二、国外城镇化中的土地集约使用经验 纵观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同样存在用地粗放、利用率低等问题，各国依据各自国情采取了加强规划、分类管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注重城乡协调发展等措施，值得借鉴。 （一）美国自由放任式城镇化及过度郊区化的治理 美国自由放任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极大提升了城镇化率，同时也带来了过度郊区化问题。一是土地资源浪费严重，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美国农田流失速度增长了3倍。二是过低的人口密度使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人均开支大大增加。三是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土地开发过度，物种大批灭绝。为此，美国加强了土地空间规划控制，提出“精明”增长战略。一是保护城市周边的农村土地；二是鼓励城市地区的填充式开发和城市再生；三是发展公共交通，减少对小汽车的依赖。主要措施包括：采取土地规划控制措施，保护土地空间；设定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