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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允许二孩和提倡适当晚育 　　中国人口政策已经到了亟待改变的时刻。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估算， 2000年和2010年较为可信的实际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66和1.63左右，显著低于原国家人口计生委向中央报告和社会发布的1.8左右的高端。 原国家人口计生委组织的2006年生育调查给出当年总和生育率为平均每个妇女生1.87个孩子，主要是因为该调查抽样偏误，即偏重调查了近年有生育的育龄妇女，非常严重地遗漏了年轻、未婚育龄妇女，尤其是遗漏外出打工的年轻未婚妇女，因而大大高估2005年-2006年总和生育率。 如果我们尽快启动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政策，适当新增婴儿正可扩大当前急需增加的内需市场。 当这些孩子进入劳动年龄时，正好可以大大减轻2030年前后开始的劳力资源快速萎缩与老年比例迅增“人口负债”压力，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如等到三年、五年、十年后再去调整生育政策，将大大加剧2030年后劳力资源快速减少，而且新增婴孩在2030年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仍是需要抚养的少年儿童。 与那时“人口负债”期的老年人口迅增压力叠加在一起，则可谓雪上加霜，悔之晚矣！ 变与不变的对比 我们估计2010年时期总和生育率为1.63，城镇和农村分别为1.24与2.01。我们的二孩政策方案假定城镇和农村平均每个妇女终生生育1.8个和2.27个孩子，在此基础上设计“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假定由于政府提倡鼓励和社会经济发展促使推迟生育的综合影响，从实现软着陆的2015年到2030年的15年中，一、二孩平均生育年龄分别共增加0.75岁与1.5岁，即平均每年一、二孩生育年龄增加0.05岁与0.1岁左右。 于是，根据国内外人口学界公认的邦戈茨-菲尼公式估算，这15年间每一年的一、二孩时期总和生育率分别比妇女一、二孩终生生育子女数下降5%与10%，导致2015年-2030年农村和城镇时期总和生育率分别为2.15和1.67；2015年和2030年城乡合一时期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88和1.81。假定2030年后我国城乡都取消生育数量与年龄间隔的限制，完全由公民自由选择，平均生育年龄不再增加，至2035年时，城乡合一时期总和生育率由2030年的1.81略有回升至1.84；2035年以后虽然假定城乡生育水平分别保持不变，但由于城镇人口比例不断增加，城乡合一的总和生育率逐渐下降至2050年的1.77与2080的1.74。 在“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假定农村、城镇时期总和生育率保持在2010年水平不变。但是由于人口城镇化的结构性影响，城乡合一的总和生育率逐年有少许下降。 在上述估测或假定的不同生育政策方案下各年份全国分城乡时期总和生育率基础上，我们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反映的三大区域分城乡的总和生育率区域差异，估得各年份各区域不同生育政策方案下分城乡总和生育率。 （一） 老年人口与空巢老人比例 现行政策不变方案下，2050年和2080年的65+岁老人占总人口比例，比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分别高出11.7%和31.2%（见图1）。如此之高的老年人口与高龄老人比例是社会难以承受的。 无论现行生育政策不变还是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中国空巢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都将大幅度增加。2030年、2050年和2080年65+岁空巢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分别等于2010年的2.4倍、4.3倍与5.5倍（现行政策方案）以及2.3倍、3.8倍与4.2倍（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 预测结果还表明，在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方案下，65+岁老年人口和空巢老人比例在2060年以后停止增长甚至稍有下降（见图1和图3），80+岁高龄老人和高龄空巢老人比例在2070年以后停止增长或稍有下降（见图2和图4）。然而，在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65+岁老年人口和空巢老人比例在2060年-2080年期间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二） 劳动力资源 由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群很快要进入老年，生育率早已快速降至显著低于替代水平，以及不可改变的人均寿命不断延长，未来几十年老年人数大增及其增长速度等于发达国家的2倍已成定局。然而，如果老年人数与劳动年龄人数之比能保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老年人数大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老年人数大幅增加的同时，劳动年龄人口快速下降而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快速上升。 预测结果表明，无论未来何种政策方案，中国劳动力资源在2025年以后将以较快速度下降，而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的劳动力资源萎缩速度大大快于普遍允许二孩与提倡适当晚育。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18岁-64岁劳动年龄人口从2030年的9.14亿快速萎缩到2050年的7.34亿，然后继续加速萎缩到2080年的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