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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中国企责任和担当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在加强社会建设中，国有企业有着自己独特的责任与担当。 国有企业是社会建设的重要主体 按照社会学理论，所谓社会建设，就是要在社会领域或社会发展领域不断建立和完善各种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并相应地形成各种能够良性调节社会关系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从而更好地弥合社会分歧，化解社会矛盾，控制社会冲突，降低社会风险，增加社会安全，增进人民团结，改善百姓民生，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社会和谐。广义的社会建设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各子系统在内的整个社会大系统的建设；狭义的社会建设主要指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各子系统并列的社会子系统的发展、建设和管理。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主要讲的是狭义的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主要包括对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与配置“适应性”的建设；对确立的目标、规则的“人格共识性”的建设；对社会成员平等价值观“共享性”的建设；对社会行为模式中权利义务“平等性”的建设四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对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与配置“适应性”的建设。具体包括：经济发展与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的“同步递增机制”建设、社会性公共资源配置的“经济发展促进机制”建设和社会性公共资源配置“均等化机制”建设。其二是对确立的目标、规则的“人格共识性”的建设。具体包括：“沟通平台”建设，关键是国家认可凡涉及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与配置的事宜，社会组织有“参与作决定的公民权利”；“社会体制”建设，即对“国家权限、社会组织的权利与义务、企业的权利与责任”作出必要的规制；“组织机制”建设，指社会组织、政府机构、企业，围绕为特定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与配置做决定的机制建设。其三是对社会成员平等价值观“共享性”的建设。具体包括平等价值观“形成环节的共享性”建设，指国家、社会组织、企业三类主体在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与配置的“根本目的”“基本原则”问题上“形成共享正确的平等价值观”的机制进行建设；平等价值观“解释环节的共享性”建设，指国家、社会组织、企业三类主体之间利于用同样的平等价值观含义“解释各自做法的合正确性”的机制建设；平等价值观“评价环节的共享性”建设，指在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或配置形成了一定结果的情况下，对国家、社会组织、企业就所形成的结果中蕴含的平等所作的合正确性解释之间“共享正确性”的机制建设。其四是对社会行为模式中权利义务“平等性”的建设。具体包括对社会成员利用到“实体性权利”的平等机制进行建设、社会成员利用到“救济性权利”的平等机制进行建设和对社会成员利用到“自我保护性权利”的平等机制进行建设。在这四个方面的内容中，平等价值观“共享性建设”是社会建设的灵魂，它的建设状况，决定着社会成员“人格共识性建设”能走多远，进而决定着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与配置“适应性建设”能持续多久。 事实证明了社会学研究的结论，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原则的自发作用，会使社会中“平等、互尊”原则的“共享性被动摇”，利用到的权利的“平等性被漠视”，确立的目标和规则的“共识性被扭曲”，结果使得社会性公共资源持续供给与均等配置的“适应性被破坏”，因而经济越增长，社会不平等越加剧，导致经济与社会、生态之间的“发展协调性”断裂。对社会进行“建设”，就是要使社会具备按自身平等、互尊原则有效地规制市场原则自发作用的能力，使经济增长与社会平等与生态平衡之间重新形成“发展协调性”。因此，加强社会建设，对于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增进社会公平正义、改善百姓民生、建设和谐社会、提升执政能力并增强执政合法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正如社会学家孙本文所说：“不努力于社会建设者，必趋于衰败，努力于社会建设者，必趋于进步。” 企业作为构成社会三大组织（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的主体之一，无论是在对社会性公共资源供给与配置“适应性”的建设，对确立的目标、规则的“人格共识性”的建设，还是对社会成员平等价值观“共享性”的建设、对社会行为模式中权利义务“平等性”的建设中，都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早在《公司的概念》中就指出：“一个企业的宗旨存在于企业自身之外。事实上，因为工商企业是社会的细胞，其宗旨必然存在于社会之中。”他在《21世纪的企业管理》还进一步指出：“一个成熟的企业，它必将取代政府的部分责任，承担地方（或称社区）的管理职责。”在我国，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地位与作用，更应带头成为能够良性调节社会关系、社会问题、社会矛盾、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成为能根据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新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