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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理论视域下道德认同教育 　　一、引言 道德认同是个体在道德向度上对自己的理解和定义。[1]较之于Kohlberg传统的道德认知，道德认同塑造了个体的世界观以及对自我和他者的理解，并且在道德行动和品格的建构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在道德认同的养成上，国内的研究者业已认识到传统道德说教或灌输模式的局限，开始强调叙事的道德培育功能。叙事可以协助学生描述自我或他人的道德经验，通过学生对相关事件表达关注以及进行反思和重构，协助学生获得对道德的理解和掌握。叙事之间，道德教育不再是抽象而刻板的概念或规则习得，而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存在经验的重新审视与反思，因此可以获得较好的效果。 但是，过往关于叙事的道德教育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实践操作层面的经验总结，比如沈晓敏[2]，而没有系统探究叙事的德育功能的内在机制。本研究试图在社会文化理论的脉络下，观照道德认同及其形成过程，并以此检视内在于叙事的对话和协商在道德认同发展中的动态机制。 二、道德认同：Vygotsky的社会文化理论 社会文化取向的道德认同观源于Vygotsky的理论，认为个体的心智机能起源于社会文化背景并且以工具或符号为中介，个体的发展实则是心智机能的转化，亦即社会实践的形式内化而成为中介行动（mediated action）的形式。[3]在对个体的道德认同形成过程的理解上，Vygotsky与Erikson的理论都认为道德冲突的情境为道德认同的发生和建构提供了机会，但Vygotsky认为，这些冲突源自个体和社会文化历史层面之间，抑或个人叙事和宏大叙事之间的张力关系。因此，社会文化理论强调以人的中介行动作为分析的起点，并将其置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情境——因为这些恰恰是为个体道德认同的建构提供了相应助益性的或者阻抑性的资源。 依据社会文化理论，社会过程持续地对个体道德认同进行着形塑和再塑，而个体能动地穿行于诸多社会文化影响之间，如各种组织、社区、团体、社会运动、历史潮流等等。置身于其所在的社会文化中，纷繁芜杂的符号、声音构建而成宏大而结构化的场域，个体有着多种多样的方式作出因应，并且与其在社会中的身份以及自我感（sense of self）达成妥协。这种交互作用的过程提供了某些线索，让我们看到“个体或团体如何与那些支配他们认同形成的宰制性论述（dominant discourse，本文将discourse译为“论述”，下同）相抗争，并以此能动地共建某种不同的自我叙事以及行动形式”。[3]这种个体认同的“共建”机制，Penuel和Wertsch认为在于文化资源或工具有着复杂多样的意涵，是流动且灵活的，非单调而固定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某个特定的情境。 “形塑认同的文化和历史资源并非某个简单的、一致的整体，而是参差迥异的系列中介的工具（mediational means）。那么，认同可被视为是形成于个体根据特定情境而采择和应用文化工具箱中的某个或多个工具以完成某些行动的过程中……从这个意义看来，认同研究必须开放于那些认同得以建构和表达的多样的情境设定和符号。”[4] 基于此，社会文化理论视角下的个体道德认同探究的聚焦不再是Erikson意涵“认同”——内在的统整和稳定的自我感，而是中介行动——个体在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下的行动。这种聚焦的转移允许我们探究个体如何采择和应用文化工具来形成某个认同。因此，社会文化视角下个体认同研究更多地分析、理解和阐释那些有意义的人类行动，强调某个特定的行动或活动中，个体如何采择和应用某个文化工具——而非那些脱离社会现实的抽象的情境（比如Kohlberg所推崇的两难故事情境）——进行自我认同的建构。不过，Vygotsky的经典社会文化理论并没有对此作出详细的论述，后来者作出相应的理论延展，而其中Bakhtin的对话自我（dialogical self）理论有着尤其深远的影响。 三、道德认同：Bakhtin的对话自我理论 Bakhtin认为语言并非是自足的静态系统，每个论述都具有独立的主体，也拥有自身的价值。论述之间始终处于一种积极的对话关系中。Bakhtin的对话自我理论源于其对Dostoevsky小说的研究，他提出复调小说（poliphony novel）的概念，认为一本小说不是单个作者，而是有许多不同作者的声音表达不同的观点。在Bakhtin看来，所有的表述同时都是多声道（multivoiced）和对话性的，因为言语行为中存在着两个声音，比如言语者的声音和社会语言的声音（比如某人所用方言的规则、所属职业的规范等），又或者过去的声音和当下的声音等等。[5]复调小说作为自我认同的一个隐喻，形象地展现了个人内部世界中共存的诸多的社会互动，它一方面反映了主体的独立性和内在自由性，另一方面则强调主体的成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