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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技术侦查所得证据材料审查认定 　　新刑事诉讼法首次对技术侦查措施作出规定。所谓技术侦查措施是指侦查机关为了侦破特定犯罪行为，经过严格审批后采取的一种特定技术手段，主要包括电子侦听、电话监听、秘密录像录音、计算机网络信息监控、派遣秘密侦查员等侦查行为。技术侦查所得证据材料不仅具有一般证据所必须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三个基本特征，还具有一定特殊性。 一、技术侦查所得证据材料的特点 一是高科技性。技术侦查措施与传统侦查手段的最大不同在于其拥有高科技性。首先，从证据材料的获取之角度来看，某些证据材料采取传统的侦查方法是没有办法收集得到的，必须通过技术侦查手段才能收集。例如，对于犯罪嫌疑人个人计算机上的数据，侦查人员在没有办法直接接触计算机硬件的情况下，就需要利用网络侵入等科技手段进行截取。其次，从证据材料的固定之角度来说，技术侦查所得证据材料的固定也离不开科技载体。例如，窃听所得的行受贿双方的通话，就必须保存在移动储存设备中。最后，从证据材料的运用之角度来说，技术侦查所得的证据材料也必须由技术人员利用科技手段进行展示运用。例如，秘密拍摄的录音录像需要通过科技手段予以播放。 二是直接性。目前，立法允许采用技术侦查手段的犯罪包括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重大的贪污贿赂等案件，这些案件的行为方式一般具有高度的秘密性，采用传统的侦查手段难以获得有力的直接证据。而采用窃听、秘密录像等技术侦查措施所得的证据材料，一般都直接记录犯罪的情况，无疑是向办案人员“直播”了整个犯罪经过。如秘密拍摄的行受贿双方给钱时的录像，只要经过查实，就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因此，技术侦查所得证据材料具有高度的直接性。 三是高稳定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及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往往存在不稳定、可变性大的弊端，容易出现翻供翻证的情况，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一大难症。而技术侦查所得的证据材料通常已经由某些介质予以固定，并且由侦查机关封存，不易改变。例如秘密拍摄所得的录像一般是存于移动储存设备中，受到封存并随案移送的，证据内容不易再生变化。可以说，技术侦查所获得证据材料具有无可比拟的稳定性。 四是高侵犯性。与一般的侦查手段相比，技术侦查对公民权利更加具有侵犯性。技术侦查可能侵犯当事人的隐私权、住宅安全权、通讯自由权等各种人身权利，而且这种侵犯带有隐蔽性，当事人往往不容易发觉。再者技术侦查的实施并非一时三刻可以完成，导致侵权行为往往具有一定的持续性。所以在刑事诉讼中，没有一项侦查手段会如同技术侦查一样“毁誉参半”：有时，它被誉为“千里眼”、“顺风耳”、“飞毛腿”；有时，它被贬为“隐私权的敌人”、“最坏的帮凶”、“刑事程序的不纯物”。[1]这种由隐蔽、持续、具有侵犯性的侦查手段所得到的证据材料也带有“天生的恶”，更加需要司法机关进行客观仔细的审查。 二、审查认定技术侦查所得证据材料存在的问题 虽然新刑诉法刚实施不久，但是在审查起诉环节，公诉人员对技术侦查所得证据材料的审查已经面临一系列的问题。 第一，技术侦查所得证据材料容易得到公诉人员的偏信。由于技术侦查所得的证据材料具有直观性、稳定性等优点，大有成为新一代“证据之王”的趋势，极容易得到公诉人员的偏信。而且这些材料往往采取科技手段予以收集、固定、展示，容易被科技的光环拔高其实际的证明价值。如果公诉人过分相信技术侦查所得的证据材料，以致蒙蔽了理性的双眼，让未经仔细审查的材料进入审判环节，有可能影响案件事实的查清。 第二，技术侦查所得证据材料的审查存在一定的逻辑悖论。虽然这类材料大部分可以直接为公诉人员利用，但是仍有一些需要转化为鉴定意见等形式才可使用。例如，某些电子数据要经专门人员进行鉴定，形成鉴定意见，公诉人方能进行审查。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鉴定意见的使用是遵循一定的逻辑的：审查者遇到不能认知的专门问题→邀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并作出鉴定意见→由不能认知该专门问题的审查者依据一定方法审查采信鉴定意见。这个逻辑从科学认识来看是荒谬的，因为由无知者请有知者解决问题，再由无知者判断有知者解决问题的结论是否正确，这显然存在认识逻辑的悖论。[2]要“外行”的公诉人审查“内行”的专业问题显然存在不合理因素。 第三，对如何审查技术侦查所得证据材料缺乏足够的规范性指引。新刑诉法对技术侦查措施仅有五条原则性规定，在审批程序、实施程序、方法种类及使用等方面均缺乏细致的立法指引，导致公诉部门审查材料的合法性时存在一定困难。技术侦查措施运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应当如何审查认定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第四，技术侦查所得证据材料可能存在一定的瑕疵。实践中，往往由于技术侦查措施实施中的细微偏差导致证据材料之证明力和证据能力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瑕疵。例如，电脑、移动电话等载体没有及时采取扣押封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