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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有限责任制度伦理价值 　　【摘要】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降，随着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的勃发，食品安全、建筑质量等诸多社会现实问题诟病久矣，行业道德感的退却与滑坡是否真的拜市场经济所赐，众说纷纭。有限责任制度作为市场经济企业制度的集大成者，其自身所负载的伦理价值一直鲜有关注，从伦理价值判断的角度出发，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探究有限责任制度与社会伦理价值演进的互动，不失为探索社会发展的新视角，以期拨云见日，重申市场经济的伦理内涵。 【关键词】有限责任制度；市场经济；伦理价值 我国改革开放35年来，经济社会的日臻成熟是不争的事实。企业制度的改良作为历史进程的缩影五味陈杂，既有民族崛起的曙光，也有对现实诸般不如意的感慨与无奈。“拿来主义”的滥觞发酵出的“橘生江北为枳”的无力感是当下的斯芬克斯，亦如MBO的异化，权力寻租的常态化，竞争的无序化，道德的底线化，“炫富”的庸俗化等等无不映射出当下的“审丑”嘉年华。为什么经济发展呈现出来的并非“田园牧歌”式的幸福画卷，而是将本应存活于阅读经验中的扭曲人性现实化？ 西方社会的成长也有不堪的回首，我们不能囿于寻找“历史在哪儿重复了”，而在于如何跳出循环的宿命。西方的公司制度是以有限责任作为脊梁的。被奉为圭臬的“有限责任”是在文人的口诛笔伐中诞生的，“道德沦丧”是它的伦理标签，然而风雨之后展现在历史面前的却非恃强凌弱与尔虞我诈的市井百态，相反在他们身上我们发现了自己的过去，“有市场的地方即有美德”，有“有限责任”的地方就有幸福。 正义与效率并不冲突，二者居于不同的层面。所谓正义不外乎是只有人方能展现的，卓绝的价值追求，所谓效率仅是实现正义的一种手段，效率是实现正义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正义关乎人的根本，是人生目的，而效率要接受目的性的批判。经济安排追求效率，法律构架实现正义，法律对经济的干预正是对效率的批判与扬弃。经济民主是经济生活的必然诉求，民主是正义的程序性保障，没有民主的经济生活结不不出幸福果实。西方经济民主是资本社会化向资本权贵化嬗进的副产品，有限责任是实现这一蜕变的制度架构。毋庸赘言，经济民主须以经济的平等、自由为依托，以经纬产权为手段，法人财产制作为有限责任制度的基础恰恰是对此的完美契合。 经济民主的关键在于对资本的驯化，“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其精髓是资本的社会化而非资本的权贵化构筑了社会的铜墙铁壁。市场是资本的樊笼和角斗场，婉转悠扬的企业兴衰循环谱写了社会经济的历史，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孕育出平等、自由、博爱这样卓绝的精神财富，所谓市场化不外乎给资本套上良心的枷锁。 有限责任制度给予我们的并非简单的关于企业的制度架构，其中蕴含的人文精神是市场的精髓，如果说“有限责任”这种金融技术的确立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工业革命”，则其所带来的对于资本、财富的全新认识则是精神领域内的一次新生，是他赋予资本主义新的生命力，使社会焕发出勃勃的生机！所谓企业无外乎风险的主动承载者，一方面汇集资本以承担风险，另一方面通过技术来分散风险，在“一来一往”中实现资本的增值和对财富的追求。投资者和管理者当然地成为企业中重要的人的要素，二者孰轻孰重虽难以定夺，但二者对社会的意义是等价的，就投资者的角度以观，有限责任制度中蕴含着博爱的人文关怀；就管理者的角度以观，有限责任制度中蕴含着平等的社会诉求。 首先，有限责任制度通过对投资风险的再分配实现了“博爱”的社会价值追求。 股权式投资和债权式投资是现代企业制度中重要的参与方式，不同的投资路径产生各异的权益、损害和风险的分配机制，在无限责任模式下“旱涝保收”的债权式投资责任在有限责任的当下有了全新的注释，不再成为风险的绝缘体，由于法律权威对分配规则的重新界定，而沦落为风险的半导体，即随着企业经营风险的增加，没有权益的增量只有风险的增量。而所谓股权式投资则因为与企业形成了命运共同体，从而引发风险与权益的联动，成为风险的超导体。风险、损害都是客观定在，控制的要旨在于分散，有限责任的实质在于将股东的投资风险强制分配给企业的债权人。作为“内部人”的股东有着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双重选择，作为“外部人”的债权人在大厦将倾时，逃生的路径却少的可怜，跑不了的也只能期盼于破产救济中的有限清偿，这种规则产生的经营行为“负外部性”的特征，成为引发败德风险忧虑的肇因，该制度亦成为伦理卫道士们千夫所指的标的。事实真的如此吗？获利是投资的动因，而风险、成本与收益是投资不能回避的现实，商业智慧就体现在对三者关系的处理上。哪个因素是投资决策的首要，难下定论，但显而易见的是，风险控制能力的强弱与资本规模的大小成正比，试问当只有一个鸡蛋时，怎么可能同时放在两个筐子中，所以分散化投资仅是穷人们遥不可及的梦想。人都是理性的动物，试问在风险不可控的前提下，什么会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