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军 神堂记忆-教育丛书5.docVIP

地方仇恨记忆 仇恨的渊薮 席卷中国农村的毛式运动有一个突出特点：在政治受害者和害人者之间有很近的关系。农村社会并不是一个被动的不幸世界，任由上面发动的运动蹂躏。政治运动真正做的，是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驱使着国家在地方的代表在基层寻找具体的打击目标，完成毛泽东提出的“不断革命论”（Chan ， Madsen ， Unger 1984 ；1992 ；Huang 1989 ；Madsen 1984 ；1990 ：175-198）。在成千上万的村庄中，居于核心的是那些试图借助于这些运动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地方共谋者。在很多例子中，他们是被人们之间、家庭之间或地方宗派之间长期的敌对情绪所激发。他们的受害者常常是他们的邻居、幼时的玩伴，甚至很近的血亲或姻亲（见Crook Crook 1959 ，1979；Friedman ，Pickowicz ， Seldon 1991 ；Hinton 1966 ，1983 ；Shue 1980 ；Vogel 1969 ：27—62 ；C.K.Yang 1959）。 在七十年代末期，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中国社会开始从全国的混乱和个人的悲剧中苏醒过来。到八十年代末，一般人民有了更多的财富，也可以说更加自由了。但正如赵文词（Richard Madsen）所说，社会图景仍然是“充满了对恣睢之创的危险记忆”（1990 ：187）。农村中尤其如此。城市里的人可以调换工作或搬家，以躲开旧日的敌人。农村人却不可避免地要和昔日的对手打照面。对于多数农民而言，他们的家乡就是工作和生活的永久地点。将全家迁到别的村子确实非常难。要合法地成为城里人更难。由于中国农村严格划定的物质和社会疆界，人们对激进社会主义的回忆总是牵涉到残酷的迫害者、不幸的受害者、临时的盟友和忠诚的支持者，这些回忆总是让人动感情，让人联系到某些具体事件。 在最近的几项研究中，学者们在讲到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和社会政治变迁带来的变化时，总是讨论领导的变换（Hartford 1985）、新的社会控制形式（Huang 1989）、人口的控制（Greenhalgh 1993 ：219-50）、个人财产的不平等（Yan 1992 ：1-23）、仪式与宗教性事务的管理（Anagnost 1987 ：147-76；MacInnis 1989 ；Siu 1989b ：195-212 ，1990 ：765-94）、香港资本主义的渗入（Potter Potter 1990），以及家庭或社区的经济策略（Johnson 1993 ：103-38 ；Ruf 1994）。如果说这些研究中有何共同见解，那就是，集体化的结果深刻地转化了农村社区的权力结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章要用大川的资料来考察记忆对社区政治的影响。本章论述的焦点，是对村庄行政和祖先崇拜的争夺。 祖先崇拜与权力斗争 在大川，除了文化大革命的早期阶段外，各家各户在家里或墓地上的祖先崇拜活动从未真正中止过。但自从1950年，大川和其它孔姓村的孔氏全都参与的盛大的祭献仪式就被中断了。只有到了1984年，它们才在一个三间房的木匠作坊里恢复了。这个临时祖龛中举行的第一个仪式是由当时的大川党支书记负责组织的。他曾经是个土改积极分子，从1958到1985年一直是大川无可争议的统治者，当地人称他为“老书记”。其它干部多为他的战友，也帮忙筹集资金，以用于仪式支出，同时，他们和当地支书一起，在仪式游行中占据最出风头的位置。 大川党组织参与到这个祭祖场所的重建中，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步骤。多年以来，在打击中国官方所谓的“封建迷信”的活动中，党支书和他的亲信是当地的同谋者。同时，他们还积极地参与到共产党的思想改造活动中，通过揭发村里所谓的闹事者，加强社会控制。他们向政府官员的告密会导致某些人的拘留、刑讯逼供，甚至长期徒刑。在他们整理后交给上级的村庄文件和个人档案里，他们作为村中告密者的身份是很明显的。我在田野工作中考察了保存在永靖县档案中的一些这类文件。 分田到户之后，党支书及其属下依然掌权，而建立祖先神龛是毛后意识形态转换的一部分，是他们保住影响力的一个机会。在村中，移民和持续的政治运动使得人们充满了不满和不信任，祖先崇拜却是能够激发认同的难得机会。这为村干部提供了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使他们可以积累阿朴杜来（Arjun Appadurai）所谓的“神圣资源”（1981 ：201）。他们通过管理村中的仪式表达――典礼和举行典礼的场所――，可以积聚和控制此类资源，就好象为村中立了大功，从而开辟了通往道德权威的道路。要下个定义，道德权威（moral authority）就是能够完成一个文化中被认为在伦理上可敬的行为，通过它来释放领导的能力。在大川的情况中，村干部的行政权力急剧下降，祖先崇拜中的领导权会成为赢得尊敬、名誉甚至信任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