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军 神堂记忆-教育丛书4.docVIP

第四章 社区苦难记忆 大洪水 1961年3月31日上午十点，盐锅峡大坝的水门关闭了。二十四小时后，当这个水门再次被提起来时，黄河水已经灌满了大坝后的水库。这个人工湖占地160平方公里，为了清出这块地，有十六个村庄被淹，9，014人迁走。总共损失了1，507座房子、1，984英亩农田、2，079个坟墓和110，975株果树。 被淹的村庄中最大的是大川。它的近一半人口被转移到了别处――多达1，298人。留下来的人――共有1，344名男人、妇女和儿童――迁到了老村中的高地，住在了村背后秃山脚下的一排墓地当中。大川人失去了他们毗邻黄河北岸的肥沃农田，剩下的人口面临着食物、居所和药物的严重短缺。1959年后半年，一场严重的饥荒席卷了甘肃的这一部分，中国还正处于大跃进发动后的“三年自然灾害”之中。在大坝开始投入使用之时，大川人穷困已极，只能吃“代食品”。其中包括谷糠、草、野草药、榆树皮、土豆梗、茴香子，甚至墙上的石灰。移居和农田果园的被淹更加雪上加霜，在大川，饥馑夺去了至少五十条生命。 迁居强烈地破坏着孔姓人的认同感。他们已经经历了一系列残酷的政治运动，而今又一下子被夺去了祖先在十六世纪初留下的土地。至现在虽然已过去三十年了，但一提起老村的消失，老头老太太们还是忽忽欲狂。这种体验仍然是很鲜活的，就象心理学家所说的“ 闪光灯式记忆”（flash-bulb memory）――这是在高度紧张与情感反应的境况中形成的不可忘记的体验（见G.Cohen 1989 ： 128-130 ；Reber 1985 ： 430）。本章将要考察迁移的体验是如何被记住，并在记忆中和大川孔庙联系起来的。 水利工程与中央计划 研究发展中国家大型水利工程的人类学家证明，移民的强制性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来“非人性化的后果”（dehumanizing effect ）（Farmer 1992 ： 19），而且总导致“文化认同的危机”（Scudder 1973 ： 51）。水坝或水库从它们占用的土地上夺走的是那里的道德图谱，人们生存的根基，以及深切的情感认同的历史标准。迁移之后，迁走的人们因社区的瓦解而受到巨大创伤，土地失去了，他们又要在完全不同的生态系统中生产必需的食物，而适应陌生环境中的社会秩序又有很多困难，他们必须为这一切而斗争（Ackerman 1973）。这些问题不仅在大川十分明显，而且，在中国，所有其它在河谷盆地中发展的工程中都是一样的。 造大型水库和电站是共和国计划经济的一个特点（Greer 1979 ；景军 1989 ： 41-46 ；Smil 1984 ： 10-61，1993 ： 99-116 ；田方、林发棠 1986 ：185－229）。在1949年的时候，中国很少有水库的储量超过100，000，000立方米；今天中国已经有360多个这样的水库了。这些水库大多建于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那时候的政策几乎不关心迁走的村民在社区瓦解、失去生活保障的情况下如何、甚至能否安置下来。再加上政府提供给移民的赔偿极少，这种对个人和社区需求的漠视更加剧了。有时，这些赔偿甚至不够建筑临时住所和饮水设施。在永靖县，赔偿不足的问题尤为严重。 永靖县周围环绕着荒凉而风化的山丘，又受到多风的黄土高原的自然条件限制（World Bank 1988）。但在它的腹地，从青藏高原上涌下的洮河、夏河和黄河使得耕地得以灌溉。这三条河在永靖县汇成了一条，必须穿过极窄的刘家峡、盐锅峡和八盘峡等峡谷。这些峡谷成为建造梯级大坝的理想地点。 1955年6月30日，副总理邓子恢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上宣布，政府正在计划建46个大坝，以“永久地控制黄河，利用它的水利资源”。人们希望这些大坝能够遏制洪水，使灌溉面积覆盖黄河谷地的65％，每年发电1，100亿千瓦时――这是全国1954年总发电量的十倍（邓子恢 1955：32－34）。 为了实现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政府在永靖县内的刘家峡、盐锅峡和八盘峡修建了三个水电站。工程于1958年开始后， 1961年，盐锅峡水电站建成，有一个高达57米的大坝。刘家峡水电站的修建也是从1958年启动的，1969年竣工。它的大坝高达147米；这个大坝在中国的水利设施中是最大的，纪录一直保持到八十年代。八盘峡水电站的建设开始于1968年，1975年竣工。这个水电站周围的村庄在行政上受兰州管辖，但其33米高的大坝背后的水库淹没了永靖县的一部分。 这些工程赶走了43，829人，淹没了118，229亩农田。虽说这也引起了附近其它三个县的移民浪潮，迁走的人大多是永靖县的（甘肃经济计划委员会 1987）。在短短十七年中（1958－75），永靖人口有四分之一被迫迁移了。如果说该县历史上有哪一件事是山谷地区的每一个成年人都记住的，那就是成千上万的人们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