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方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第二章.docVIP

人类学方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第二章.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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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伊丝梅尔(Ishmael)之后:田野调查传统及其未来 库克利克(Henrika Kuklick) 莫尔顿(J. C. Moulton)在一篇描述他1914年在婆罗州(Borneo)搜集资料的文章中写道:“那些希望让他的故事吸引一位颇具耐心的读者的博物学家至少应该具有这三种理由之一”。它们分别为“观察和记录大自然奇观的真正天赋;一个可供你描写的无人知晓的或遥远的乡村;或者一个具有某些历史兴趣的地区”(Moulton 1914: 362)。在本章,笔者想沿袭莫尔顿的写作手法的标准,涉猎看似熟悉的历史进程——作为人类学实践核心的田野调查的生产——但是,笔者会侧重比较未知的地形特征。这些特征展示出那些从事观察和记录自然奇观的人们记录的地震移位的方向,这次移位发生于十九世纪末期。正如笔者将要证明的那样,如果我们将人类学先驱者置于一个更大科学家群体之中,他们代表人类学学术始祖中占支配地位的亲缘血统,就能够完全理解当时人类学的发展。 人类学家与其他类似学科钧把田野方法作为它们适应当时的知识生态策略的一种调适因素。 为了表述的目的,我想先介绍一位博物学家。他是一位属类动物学家,他的文章刊载于《动物学家》杂志,但是,以今天的标准去看,其文章还称不上专家的作品。在追寻伟大的进化论思想家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早期的考察足迹时,莫尔顿报告了他的观察,描述了博物学科学界关注的所有现象:影响旅行和定居的土地和水源特征;具有地域特征的动植物种类;以及他所看到的长相和行为古怪的人们。然而,有意义的是创刊于1843年《动物学家》,于1914年发表他的论文的杂志两年后停刊。《动物学家》曾一度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月刊,但它却因其编辑人员刊载了学术上濒临衰退的作者的文章以及其订单量日渐减少而被迫停刊(见 Distan 1912: iii-iv; Finn 1916:iii)。 然而,《动物学家》的停刊并不表示博学的博物学家的作品在中上层民间文化读者中灭绝。他们在继续繁盛,各种刊物仍在发表他们颇具新奇的文章,其中最突出的可能是以其连续性为特征的《国家地理》杂志。 但是,现在我们无需考虑这些出版物是如何完成其发行和发行量的。本文并不打算详细描述十九世纪末期至今专家和业余爱好者之间复杂而又不断变化的关系。当然,这些关系是重要的。没有人否认自然历史科学的发展一直并将继续在各个方面受到赞助商的影响。也许最重要的是,人类学家和其它领域的科学家共享一套衍生于一般文化模型的行为理想;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如果维多利亚时代不鼓励个人对异文化的考察,在那里欧洲旅行者遭受了身体上的磨难和(真实和想象的)危险,而这种行为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的声望(暗含某种阳刚之气),也就不可能发展出人们对田野工作的迷信(如 Robbins 1987)。因为这些观念影响学生的训练方法,人类学家在研究对象上也许要比其他野外作业的科学家更迫于恪守俗套(如 Price 1989: 37-55)。但是,对于所有野外作业的科学来说,自然现象的深奥与通俗理解之间的界限依然是模糊不清的。实际上,如果留意一下近期人们对关于自然方面的出版及广播新闻业的关注,以及以生态旅游业为名的旅游业方面的迅猛发展,你可能就会感觉到以田野为基础的科学调查的热潮现已达到新的高潮。大众媒体以及导游旅游都在向公众宣传表面上未受破坏的自然奇观,往往在发展中国家,也在宣传那些仍生活于原始状态的异域民族;这样以来,学界一直在努力质疑的想法却在赢得读者的青睐——公众对研究的支持必然会多少受到影响(参见 Allen 1995; Mason 1994)。但是,无论人类学的观念与通俗文化之间的关系有多么玄妙,已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外。 当博物学家在田野里体验其学科群体(disciplinary communities)成员的定义特性时,他们实际上正在确立科学工艺的基本标准。解释这种发展需要关注学科演变的内部动因。你必须强调田野的发展可能由内部动因引起的观念有赖于它在事物的一般社会配置中对其位置的理解。只有当学科群体既具有实践学科任务的制度化地位又具有补充其职位的日常化模式,学科群体才能成为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团体,其成员才能指望同行们首肯其努力的成绩。在所有科学群体的同行中可能有理论和方法论精确的仲裁者,但是他们选择的问题不可避免地有一些——无论多么遥远——影响专家同样也影响许多普遍社会趋势中他们同时代人的先辈们。牢记这些限制,我们能够观察到像《动物学家》这类杂志的衰败预示着学术实践历史的关键性时刻:深奥与通俗文化领悟的分野。尽管这类杂志的作者明显地反对既提供娱乐又提供启迪,他们习惯于认为自己是科学知识的贡献者。我在此重点描述本世纪之交影响那些以严肃科学家自居的博物学家的行为期待的变化。 从研究到田野 献身于严肃科学调查的博物学家最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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