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方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第一章.docVIP

第一章 学科与实践：作为地点、方法和场所的人类学“田野” 古塔、弗格森（Akhil Gupta and James Ferguson） 一、引言 就知识体系和专业实践而言，田野工作及与其相关的民族志也许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人类学学科的核心内容。 从学科上看，把民族志视为“简单的描述”， 即为自然人类行为科学提供原始资料的手段的时期早已成为历史。不论是学科文体上的转变（从“深度描写”到“书写文化”）还是学科的历史转变（从政治经济转向区域社会历史），在美国和英国大学的著名系部里，主流社会－文化人类学都把民族志描述视为学科本身发展的一个有价值、富有生命力的部分。 事实上，二十世纪中期主导人类学界的归纳和比较理论大师，如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怀特（Leslie White）、默多克（George Murdock）等，似乎正在人类学家族的谱系上逐渐地被人们忘却，而人们心目中那些著名的田野工作者如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博厄斯（Boas）、埃文斯－普理查德（Evans-Pritchard）、林哈德（Leenhardt）等则越来越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人物。 从专业社会化和训练来看，民族志田野工作也居于核心地位，斯托金（Stocking）将其称为人类学的基本“方法论价值”（methodological values），即“成为人类学家的前期必备训练”（1992a: 282）。所有社会－文化人类学的研究生都知道，是田野训练造就了“真正的人类学家”，而且人们普遍认为真正的人类学知识均源自于田野调查。决定某项研究是否属于“人类学”范畴的唯一重要标准实际上就是看研究者做了多少“田野”。 尽管“田野”的概念对我们的学科和专业十分重要，但是“田野”在当代人类学中仍然是一个没有探讨的概念。近些年来，文化的概念一直是人们热烈讨论的中心（如Wagner 1981; Clifford 1988; Rosaldo 1989a; Fox, ed., 1991等）；作为文本形式的民族志成为分析的内容（如Clifford and Marcus 1986; Geertz 1988）；构成田野调查经历的对话境遇成为探讨的对象（如Crapanzano 1980; Rabinow 1977； Dumont 1978; Tedlock 1983）；甚至作为特殊文本形式的田野笔记也成为反思和分析的内容（如Sanjek 1990）。但是，“田野”本身以及人类学家所从事的别具特色的“田野调查”地点，即“他者”的文化或社会所在的场所，是否有待于人类学家的观察和描写呢？这个神秘场所——不是人类学要研究“什么”，而是人类学该在“哪里”从事研究——虽然是个常识性的问题，却在人类学反思的范畴之外。 据统计，在美国著名的人类学系部中仅有20％的系部开设了正规的田野调查方法训练课程， 这点令人惊讶，但却是事实。大多数人类学训练课程对于田野考察点的选择和为什么是某些地方而不是另外一些地方适合做“田野”等问题没有什么指南性的东西，也几乎没有反思性田野调查方面的批评性论著。似乎人类学专业的田野调查太神秘了，而无需认真地讨论如此显而易见而又实际的问题，更别说去反思“田野”本身或对其评头论足了。 从批评的视角看，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挑战传统而打破众人的沉默，我们讨论这个主题有两方面的特殊需求。 一是“田野”概念在微观政治学术实践中发挥作用的方式，“田野”使得人类学研究有别于诸如历史学、社会学、政治科学、文学和文学批评、宗教研究，尤其是文化研究等与人类学相关的学科。人类学与上述学科的区别与其说是在于研究的主题（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还不如说是在于人类学家所使用的独特方法，即基于参与观察的田野调查方法。换言之，在学术制度中，人类学家与其它学科专家的区别不仅建构在人类学家是研究差异方面的专家这个前提上，而且也建构在揭示和理解这个差异的特殊方法论上。这样，田野工作这个词本身在界定人类学学科时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田野拓展了人类学的空间，但同时也限制了这个空间。田野工作远远不只是一种方法，它已经成为“人类学家以及人类学知识体系的基本构成部分”（Stocking 1992a: 282）。 因为田野工作日益成为人类学传统唯一用于区分人类学与其它学科的组成要素，我们在重新思考人类学与其它学科的边界和研究它们的内容时不可能不去面对“田野”这个概念。人类学的“田野”和“田野”的“田野调查”就这样在政治和认识论上交织在一起；批评性地去思考一方就得顾及另一方。因此，探讨“田野”概念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就得同时考虑到它另一种可能性——或者，依据人类学家自己的观点，作为人类学家的职业以及学术认同意义的危险性。 二是人类学界开始讨论“田野”概念是因为目前人们普遍怀疑传统民族志方法和概念在解释当代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