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方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第十章.docVIP

第十章 广泛的实践：田野、旅行与人类学训练 詹姆士·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 献给乔治·斯托金（ George Stocking） 1994年洛杉矶地震之后的第二天，我在电视时看到了一个对地理学家的访谈节目，他说他接受访谈的当天上午还在田野中寻找可能发生地震的新地点。 我认为田野工作的定义会很长，但首要的是它在一个不受阻止的、不被控制的开阔的空间内进行。在人类学中，格里奥尔（Marcel Griaul）曾经指出空间摄影的用途，现在这种方法还在被经常使用。但是如果看看（无论是实际的还是想像的）也算是田野调查的话，那么对于地球学家来说可以算田野调查的恐怕就多了是在地理学这但是无疑，田野工作是与一定的自然和社会场景密不可分的。Henrika Kuklick第二章)提醒我们：许多学科包括人类学中专门的田野调查运动始于19世纪晚期的一个特定历史时刻。而田野调查具有深入性、主观性、互动性预设很快被田野工作会把理论拿来验证，会支撑某解释。 本章中，我想澄清一个关键的和自相矛盾的人类学遗留问题：旅行的角色、身体缺位、连续田野工作中的短期离家居住。本文第一部分勾勒出了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一些新趋向，也表明传统研究方法承受的压力，我将说明为什么田野调查工作仍然是这一学科自我定位的中心。本文第二部分聚焦于田野工作的具体空间实践形式，说明了从世纪之初开始，学科的、专业的实体是如何随着变化与文学或旅行实践相结合的。人类学研究反对迷信的、主观的、有偏见的认识，把自己的任务定位于深度的文化知识产品之中。我要说的是这两类知识之间的界限是不固定的、一直在协商之中。第三部分调查了欧美正统旅行史的近期争论，这些旅行史很长时间都结构化了人类学研究。社区外部与内部、家里与家外、乡村与田野这些二元对立概念不断被后异域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所挑战。今天，什么是可以接受的田野调查、人类学特定空间的时间范围何在还很不清楚。 我从米切尔（Michel）的《日常生活实践》一书中借用了“空间实践”一词，对来说空间从不会被给出，它总是在不经意间被给出并通过身体去实践。例如一个城市里的邻居可能根据街道计划而投资，但是街道还不能作为空间Gupta）和Ferguson）认为现在在民族学研究中倾向于设定边界，有些边界在现代标准看来是非正统的，他们还认为，自20世纪20年代。一些公认的规则也正在变化。人类学的田野代表了社会学科和民族学科相重合的重要方法，即一种深入广泛而又互动的方法，这当然比较理想化。事实上，田野工作的深度（参与时间、投入程度、回访情况、语言掌握）随着实际调查者的经验变数很大。 这种复杂性就模糊了任何对田野工作的明确界定。那什么才是我们所讨论的田野工作呢？下定义之前我必须斟酌再三。基本语义学有几种不同的下定义方法，主要是参考、概念和作用，象通常被认为是唯意志论者（Akmajian et al 1993:198-201）一样，我主要关心 这些精神映象关注和限制定义，例如说人类学家在办公室里通过电话与被调查者交谈是在做田野会显得很奇怪，哪怕他们真的是在通过这种交流获取研究资料。想像使概念具体化，创造了可能的中心并模糊了边界。同样的功能由更为抽象的概念承担。许多现象围绕模型被收集。我将讨论库恩的所谓识别证据（1970：187）。就像知更鸟比鹦鹉更像鸟,因而更有利于来定义鸟一样，田野工作注重异质性的经验，人类学家常常通过实例研究来定义田野。在外连续工作一年以上被作为一个判断的标准了。有了这种判断标准，很多跨文化的研究似乎不能算真正的田野调查。（Weston本书第九章） 对谁而言是真正的？这种表述的意义恐怕最终要取决于一个语言共同体。我们这里所用的标准为一种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意义打开了空间。尽管如此，在目前的实例中情况依然很复杂，因为那些被承认的人类学家（相应的共同体）被精确地定义为那些接受或做过 “真正的田野”的人。共同体的边界（田野工作与非田野工作之间的界限）依赖于术语的意义范围之争而不断形成。这种复杂性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于所有使用标准来确定意义的共同体中，尤其当“本质上相互冲突的概念（essentially-contested concepts）”被考虑时（Gallie1964）。但在人类学和田野工作中，相互构建的循环圈常紧密并不简单使用或定义田野工作而是意义上使用或定义田野工作。不同的意义范围会造就不同的社区人类学家，反之亦然。定义中的社会政治学术语，如内部与外部、中心与边缘，需要明确界定。 先回顾一下麦卡锡·布朗（Karen McCarthy Brown）的研究，她主要在布鲁克林（Brooklyn）地区（同时也包括去海地）研究修女。她通常从位于曼哈顿的家里出发，乘坐纽约地铁或开车去田野地点。她的民族志工作不是深入地居留在村中的帐蓬里，而是一个不断回访的合作过程，或者可以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