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方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第九章.docVIP

第九章 虚拟人类学家 凯瑟·维斯顿（Kath Weston） 那些像民族志者一样走路、说话、携带着录音机、匆匆不停地做笔记、出版成果、参加外地会议、申请工作甚至是采用乞求、乱闯乱入和哄骗的人，实际上却不是并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民族志者？欢迎进入虚拟人类学的世界，在这里，田野方法摆脱了它的“不适”之处，而成为基于这样一种缘由的模式：用无休止的询问扰乱所有家庭的温馨与舒适。你期望如何能在这种田野工作基础上从事教学？你为什么不研究真正的家庭？真正的男人和真正的女人？真实的（纯粹的、分离的、可接受的）本土居民？你如何拥有“局内人”视角？你真的把它叫做人类学吗？ 这种虚拟人类学家是本土民族志者的同事。她很明确地着手研究“她自己”，这一行为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也干扰和打乱了旧的学术秩序。她也许可以在职业训练期间熟知什么是最高荣誉。她也许可以长时间进行田野调查，仔细研究其学科知识史的主要中心所在。如果幸运的话，她可以通过杰出的毕业研究项目获得显贵身份（在社会等级分层上处于有利位置）。如果她很聪明且非常幸运，还可能最终立足于一流大学（尽管她因为被这样培训而可能不再关注这样的奖赏）。总之，她本来可以通过职业的合法性训练并以此而获得该职业所提供的资源（薪水、学生、海滨居所、旅行、研究经费），但如此一来，她的工作而非智力和才华就受到了怀疑，其真实性也容易受到质疑。 虚拟人类学家经常被描述为边缘人物，被不公正地放逐到学科边缘地带，而实际上他们因为能提供分析另类世界的新的视角而活跃于整个职业领域中。她是无可救药的另类，但这种另类并非是那种基于种族、性别、阶级、族群、民族或性的差异而被排除的人（“在这里，我们不借用／供应／需要 [选择的修饰词]”）。相反，压力间接地把她限制在混合研究类型。正如本土民族志者那样，虚拟人类学家发现其工作更少合法性，总会稍微偏离“真正题材”。 求知者与好奇者：古怪的民族志案例 回到研究院。当我第一次决定研究美国的女同性恋和男同性恋时，系里作我顾问的同事宣称此项研究为“学术自杀”。我发现很难不这么认为。在研究进行之前，我不得不接受这种可能性（概率？）：我将再也不会在“我的田野”里获得一份工作（至少，我想能用它来写一本书：一种把我的研究呈现给更多公众的方法）。只要看一看那些研究古怪的民族志者被聘用的情况就会增强这种同感：就算如果他们确有工作的话，也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在人类学界里得到职位。 回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可能更多地倾向于对怪异人物和同性恋的研究，可问题就这么简单吗？我不这么认为。研究生们仍旧写信给我，抱怨他们痛苦的抉择：究竟是研究他们最初热爱的话题——怪异（同性恋者）研究，还是接受过来人的建议更加明智地研究“另一种文化”？因为后者将使他们顺利地进入“主流”人类学。现在虽然工作前景也许已有些许改观，但贬低研究怪异问题的怪异研究者的合法性的结构环境依然存在。人类学的殖民遗产已形成一个领域：在塑造怪异的社会中塑造了本土居民。 我作为本土民族志者所关注的东西正逐渐成为评价的关注点。这些东西是民族志者的用武之地，不仅仅包括工作交流、而且有参加会议、文章评议、以及研究出版品的交互阅读，并由此创造出该学术领域的概念和词汇以及国家荣誉（荣誉作为何物？）。这些评价所涉及的范围，从一般解雇（与同性恋者有关的田野工作不是田野工作）到更加精炼的转弯抹角的赞美艺术（“当我看到你话题的标题，我想它将会成为一个真正有意思的的话题，但你已经整个改变了我对亲属理解的概念”）。更为经常的是，有些反应是无声的，包藏在像上述的文章论述中。作为读者，你首先是倾向于把文章看作是一种抗议——对于歧视“某种”人群的抗议，还是倾向于看文章在认同、主观性和民族志写作方面争论中的理论贡献呢？ 对于本土民族志者的杂交性质所造成的威胁的反应，也许会以担心的方式表达出来：“有些人（当然不是我，我是你的朋友）认为如果我们准备在这儿为你提供一份工作，你将成为一位提倡者。”（难道我们都不提倡什么吗？）然后会有人翻来复去地、不定地使用“适应”这个词。正如，“我们喜爱你的工作，但是你不适应我们这个文化体系。” (你曾想过为什么吗？) 作为对请求原谅的反应，转而代之的是以基于方法论考虑而简单掩饰的反对：“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在社会中数量太少而不足以使你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就像反对研究群众，如Yanomami[一种美国印第安人]？）“是的，我们已经研究了许多未知领域，但当你研究某个未知领域时，你就是在研究整个社会体系”（甚至热心于系统分析的马克思也寻求提供洞察整体的独特视角的切入点——商品拜物教）。“不过为什么要为怪异理论而烦神呢？它只不过是一种短暂的时尚罢了”（类似于萨皮尔-沃尔夫的假设吗？或者像博弈理论？还是像一段时间里结构主义者所作的人类学分析？）。嵌入在这样一个冗长而枯燥的故事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