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方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第六章.docVIP

第六章 北美社会人类学分支学科的兴起与衰落 克利尔（Jane F.Collier） 报考斯坦福大学的学生被要求从备选项目中选取自己希望致力的一个到五个论题，这些备选项目包括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以及社会文化人类学。尤其是最后一门，所含范围广泛，从当前思潮如国家主义、性学、媒体研究到可能不太风行的民俗学、心理人类学。美国人类学会也要求其研究人员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协会每年出版《AAA人类学指导》，书中也指出了许多类似的研究方向，这些备选项目不仅在社会文化人类学学科范畴内，也涵盖了其它一些学科。尽管如此，我想大多数北美人类学家会认为：在这些备选的研究方向中，有一些 是公认的分支学科，有一些正在努力成为分支学科，还有一些则体现了最近出现的少数坚持者的特殊兴趣。 在本章中，我将阐述美国社会人类学界已经公认的分支学科的发展、全面兴盛以及衰落。我会关注可能影响到这些分支学科发展轨迹的三个相关因素：第一，学科内部的理论转变；第二，人类学家的就业岗位；第三，国家的政治文化背景。我的陈述将把分支学科的命运与三代学者的抱负和经历联系起来，尽管我们很容易发现无论是三代学者还是分支学科都并非一成不变。每一代学者都提倡不同的思想方法，而公认的分支学科如经济人类学即便是有其他团体加入也仍然有着自己的信徒。我所讨论的三代学者都不对应于分支学科的发展、兴盛与衰落。相反，我认为分支学科的发展与兴盛应该归功于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的一代学者。随后的学者挑战了分支学科的地位，但是是以不同的方式。那些60年代到70年代的学者提倡回归实体主义，更年轻的80年代到90年代的一代学者则既反对实体主义的 “主体叙述”（master narratives）又反对重返分支学科。 我或多或少地属于中间一代学者，我所投身的是一门从来未被正式承认的分支学科：法律人类学。这一可能的分支学科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曾短暂地繁荣过，但是却从来未曾像心理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和政治人类学那样获得公认和独立的地位。因为法律人类学拥有至少一度拥有分支学科所必备的许多特殊性，所以考察它的历史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社会文化人类学分支学科大体的发展轨迹。接下来我就将阐述法律人类学的历史，然后再讨论人类学分支学科总的发展轨迹。 法律人类学：一个案例研究 纳达尔（Laura Nader） 在20世纪60年代曾组织了两次会议，这些会议由Wenner-Gren基金会主办，会上纳达尔提议把法律人类学作为一门分支学科。第一次会议于1964年4月在加州的斯坦福大学举行，这是一次行为科学高级研讨会，也是关于“法律人种论”的预备会议，会议同时还邀请了一些北美人类学家讨论他们工作中的法律问题以及“法律人类学”这一学科的现状与趋势（Nader 1965）。第二次会议邀请了多国学者就上述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Nader, ed., 1969）。 纳达尔使用“学科”一词意味着他在研究的时候就认为“法律人类学”已经存在了，事实也确是如此。文森特（Joan Vincent）观察到：“从1940年到1953年，法律人类学已经成为争取独立学科地位的有力竞争者，胡贝尔（Hoebel）1954年关于远古法律的著作标志着法律人类学的成功”（Vincent 1990：307）。然而，纳达尔所提议的是同胡贝尔等人不一样的研究计划，她认为“以前的大部分研究利用了案例的方法，基本上都是描述性的”（Nader, ed., 1965：3），而纳达尔提倡比较的方法。 二战前，大多数研究“法律”的人类学家都试图描绘特定民族的法律体系，这些研究大多数是关于土著或殖民地人民的，而且通常是由殖民统治者资助或操纵。这些早期的研究法律的人类学家（如 Barton 1919；Malinowski 1920；Schapera 1938；Rattray 1929；Hoebel 1940；Llewellyn和Hoebel 1941）通常希望告诉殖民主者：土著也有应该受到尊重的法律（或者至少是权威性的规范），尽管他们的法律同西方成熟的法律体系相比尚处于发展的低级阶段。战后大多数人类学家把重点从寻找规范转向了作出权威性决定和惩罚的政治过程（如Gluckman 1955，Bohannan 1957，Gulliver 1963）。这种从规范向程序的转变至少受到了两个因素的影响，第一是法律现实主义者把法律定义为法庭将作出的决定，第二是战后的反殖民主义运动。通过对法官和权威如何达成决定的分析常常可以看到被研究者完全有能力管理自己，无论这种分析是否是研究者想要的。 尽管纳达尔高度评价了早期的法律人类学研究，但她也批评它们对于人类学理论的发展没有贡献。她写道：“必须承认法律人类学没有有效的跟上时代步伐，至少是在人类学学科理论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