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方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第三章.docVIP

第三章 定位过去 玛丽·德思策尼（Mary Des Chene） 一、有关人类学的历史 人类学作为一门历史学科的时间要长于作为一门田野科学的时间。但是历史人类学的没由理论化的动机已经鼓励历史人类学有理有据地回应这些遗产。现在人们正在努力消除一些重大的对立，这些对立包括西方和世界的其他部分、原始与文明、简单与复杂；同时，把这些对立从我们的概念工具中去除，去理解不但是作为分析的工具而且是历史建构的、有效的西方政治主题（包括社会科学那些主题），并使这些对立屈从于批判性的历史分析。也许最重要的是将局部到全球的关系进行理论化的尝试，包括所有质朴的地方，拥有天真的文本或者没有被卷入更大的政治过程的社会。对于这个观点，即可见的和可做的是唯一合法的人类学研究的对象遭到了批评。这些重新定义过的概念已经经历了历史解释这一步骤，并且在许多场合下将历史的社会过程和历史意识引入作为人类学研究的主题。（cf.Comaroff and Comaroff 1992a;Geertz 1990;Rosaldo 1980,1989a;Salins 1993） 在最近向历史的转向期间，对于如何从出发点进行改变，我们构建了一个非常自信的叙述：功能主义是最主要首恶，结构主义紧随其后。援用这个范式可能出现时代性的错误，此一范式顽固的定位于学科的过去。但是，就像历史民族志学者所说的那样，通过过去我们才知道现在。也许有人会争论说我们已经仔细考虑了使我们脱离功能主义的方法――尽管这在我看来是太乐观了――从功能主义的全盛时期到现在，我们还远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实践。 斯托金（Stocking 1983.ed.，）许多田野工作的解释证明其早期对于切实工作的依靠，不管是在等待 “和谐”出现时能获得语言能力，还是当其他人在进行更确实的田野时利用空闲而又使人感觉不快的时间。田野调查的开始阶段通常包括绘制地图，编辑单词表，收集简单的宗谱，以及一些类似的工作。克里菲尔德（Clifford 1988：30－32）评论说这是相对于语言而言的普遍而又栩栩如生（可见）的特权。我们可能同样注意到当前之于过去的特权，因为世俗的原因，也是由于分析困难的原因，当前比过去总是更易接近和了解。此刻将会走向何方（描绘出此刻的前景），面对着这一难题的复杂性，仅仅如此才能使人信服：即理解当前的关键在于理解我们的前辈，这种观点将增加他们的负担，即要了解一个不能亲眼所见的过去。 第二，倾向于对小型社区进行田野调查和将规模小的社会概念化为离散的有边界的研究对象，这两者都使得对于过去的调查显得不是那样重要。列维·斯特劳斯的“冷（cold）”社会，格鲁克曼（Gluckman）对结构肯定的反叛，和许多其他的规则一样都使我们确信：当每个地方的时光以同样的速度流逝时，各种社会形态和全球各个地区之间的变迁程度是多种多样的（cf.Pletsch 1981；Adas 1989）。这种信仰有几个结果，其中至少包括建议满腔热情的田野工作者们：并非只要获得研究基金，签证顺利，行李搬运工也安排妥当，那么田野就已经准备好了并期待着田野工作者们的到来。对于错过一个很少发生的仪式的焦虑非常地不同于在基础层面上想象一个事件的变化――今年的田野工作和明年的是不能交换的。为了反对这一观点，人们可能会指出在每个时期人类学叙述都有的特点：即民族志学者在重大变迁开始之前就已经到达现场，而且事件从来就不重复。但是这种比喻本身预先假定过去是同质性很高的时期，并且把当前看成是过去的最终重复。这种跨理论倾向观点的流行意味着它精确地依靠对于当前变迁的感觉和了解，而且假设这种变迁新颖并且前所未有。 第三，关于历史和史学的观点使对人类学家惯常前往的那种地方的历史研究活动看起来要么不可能，要么徒然。这种场合被想象成是多样化场所，也被想象成是质朴的、传统的，静态的等等诸如此类。当历史证据等同于书写文件时，生活在一个无文字社会的个人不会去纠缠于历史分析。当历史知识的实证主义观点流行时，口头材料本质上看起来不太可能让一个人了解“真正发生了什么。”并且，当田野地点以及那些以它们为代表的社会似乎同殖民背景或民族国家范围内的组织没有或者很少联系时，许多曾经看起来是为研究历史民族志的材料，现在似乎同人类学的实践无关了。 也许当我们现在发现“田野”是一个相当特别的意识形态结构时，它首先是一个根本的创新，这种创新代替了普通的历史远距离考察模式（cf.Kuklick 1991；Stocking 1983），这一点不应该被忽视。目前关于理论的修正在实践中产生了无法比拟的变革。我们现在不仅仅是研究同质性而且研究多元性，不仅仅要研究当前而且要研究过去，我们不但关注整合而且关注可渗透的边界。然而在一个地理意义上的田野至少逗留九个月或最好一年的模式，仍旧是学术的标准。在研究主题、研究地点以及方法之间的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