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方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第五章.docVIP

第五章 美国协会的非洲研究 阿莫瑞（Deborah Amory） 介绍 这一章关于非洲研究、种族、认同问题的讨论产生于我自己在非洲和学术界的经历。它开始于十年前，当时我首次涉及非洲研究。那时我注意到在非洲研究和非裔美国人研究之间似乎有一种劳动的种族分工。以最粗略的方式来看，白人做非洲研究，黑人做非裔美国人研究。那么，最初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分工？ 我自己作为一个非洲研究者和教师的经历，可以为上述问题提供不同的答案。当我对这个被称之为非洲研究的领域有了更深的理解后，这种经历贴上了某些戏剧性的标签。通过看到新的非洲编年史志涌现，见证并参与非洲研究会（ASA）内部对于权力与知识的各式各样的斗争，我懂得了一个人与其研究领域的关系，并被这种斗争所鼓动。在一个高级学者声称的非洲研究领域存在白人歧视的争吵场合中（Curtin 1995; 同样参看ASA　News　1995），我到读詹·范西安纳（Jan Vansina）的《与非洲同住》（1994）。在那种对一个人的真实而粗陋的生活与工作的报道中，范西安纳争辩道：“没有这样一种事情，即[非洲]编年史志是确定的。而且，许多编史工作都是可能的。由于研究者生活的兴衰变迁，导致许多耀眼的无序，在研究者的生活中，各种主题纠缠在一起，正好说明这一点”（1994：X）。 在这一章中，我再说说两个不同的非洲研究编年工作，然后看看他们为什么如此不同。我认为美国职业的非洲研究的建立和延续肯定与美国的种族主义有某种关连。这一事实也说明了前述劳动的种族分工。但我想采用更复杂的方式，即人们在种族主义结构和其他制度化的不平等形式内协商。通过聚焦于政治认同与定位，我希望避免结构主义我／他，白／黑，美国人／非洲人的二元对立――好像对立的方面是相互排斥似的。反之，我想，强调非洲学家、非洲人、研究者是如何生活与工作的是重要的，这能对有关权力与差异的作品提供更加复杂的的理解。 在过去十年中，我作为旅游者、女商人，以及学术研究者访问过肯尼亚；慢慢地，我开始理解种族、性别、性和阶级成份是如何影响一个人对非洲的理解与经历的。从当初天真浪漫地认定在非洲种族一点也不成问题，到多少认识到殖民统治遗留物的不可避免性，我开始意识到，我对非洲生活的理解从根本上受到我作为一个年轻的白种美国妇女的身份的制约。我将在结语中重述某些故事，“游荡在非洲的田野”，为说明多种方式，我们被安置在（种族、阶级、性别、和国家认同）的田野里，并提供一系列支持下面所述历史资料的对应物。 支配话语：自我对他者 在大量著作中，相对于西方男性气质的文明和人文，非洲被描写成是一个色情的、黑暗的“他者”。关于非洲，从文献研究（Gates 1985）到灵长类动物学的田野（Haraway 1989），再到国际艾滋病防治工作（Patton 1992）, 似乎都毫无疑问：对于西方而言，非洲代表了原始的他者。莫德姆比（Mudimbe 1988）令人信服地指出，这个非洲是由人类学和殖民主义发明的，稍后又被非洲人自身的发明――从黑人文化自豪运动到非洲民族运动，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独立运动到达顶峰――所呼应。特里恩（Trihn 1989）更广泛地用档案说明了人类学在“第三世界”他者种族化和性别化中的作用。出于同样的讨论目的，我将看看，美国的种族关系，是如何在将非洲作为西方白种人的他者的过程中扮演角色的，以及这一过程在非洲研究和人类学领域产生的后果。 为了抓住在非洲研究领域美国种族关系被制度化的脉络，我将说说非洲研究会（ASA）――美国最大的研究非洲的国家协会之一。这段历史显示，非洲研究“领域”是通过假定白人自我与黑人他者的辩证历史地形成的，尽管自我并非总是白人，他者也并非总是黑人。后面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稍后我将返回这一点。 ASA历史的焦点在于那些具有标志性的论争与斗争，在这一过程中取得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获得物质装备并得以进行制度化的实践。特别是，ASA于1969年在蒙特利尔召开的会议，集中反映了北美那些研究非洲的人之间的种族关系和政治紧张。我把这一事件理解为深有寓意的，是在ASA内部和非洲研究领域至今仍然很明显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的证据。事实上，1995在佛罗里达奥兰多的会议上，仍有类似的争论，但与蒙特利尔会议相比，声音多少有点不同，结果也不一样。 通过聚焦于特别的斗争领域，我的目标是提供一个复杂的将其置于与非洲研究有关的情景中的例子。这时就可以超越自我与他者的简单的二元对立，去理解那种我们把所有的――种族、性别、性、阶级以及民族――都置于一个内部相互联系的世界的复杂方式（参见Gilroy 1993; Mohanty 1991）。当我强调田野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客观性问题以及真实性，如何强化某类学者的权威时，我也想关注个人与群体之间是如何谈判与抵制支配结构带来的不平等。 ASA的历史 非洲研究会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