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方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第八章.docVIP

第八章 你不能乘地铁去田野： 地球村的“村落”认识论 乔安妮·柏萨洛（Joanne Passro） 知识与危险 无论何时，只要人类学家得知我已经在纽约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之间做田野，就会经常问我是否或经常同那些无家可归者睡在大街上。令他们失望的是：我总是强调“没有、从来没有”，我认为是否睡在大街上对于民族志的知识并不重要。我知道一些研究生确实曾经在街头睡过，但是我不知道那个博士毕业之后的人类学家有过同样的经历。这种差异就引发了一些有趣的问题，即如何把自身置于田野中那些危险的地方依然是田野调查中争论的焦点：即使我们不能把那些本地人理想化，但是我们可以理想化那些年轻的民族学家以及他（她）们的民族志研究课题。 这种倡导亲身实践的看法在认识论上有何优势呢？它需要对权威做出何种承诺，以及会如何危及身体或精神上处于平静状态的信息提供者（田野调查对象）？难道那些更有用的知识只有冒险才能获得吗？这些颇有价值的问题一直都没有人作过详细阐述，它们是殖民主义思想的宝贵遗产，它们曾经启发过人类学家对那些棘手的殖民地和土著文化回归问题进行描述，那时，所谓从遥远的土著人手中抢夺“秘密”就是要努力获取和弄清当地的情况和概貌。 在本世纪初，这种倡导亲身实践的人类学观点确实导致了不少人类学研究机构的产生，并且还规定了人类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学科界限（Stocking 1992a）。如今，在世纪之末，当我们面临内外政治困境之时，学科之间的界限划分被进一步合法化了。同时，当大量的人类学研究机构被缩减、关闭或者合并时，我们或许又会更方便地持这样的观点：即保持一种视野独特的人类学研究。但是，当我们涉足“事实”描述时，实际上我们正在区分美国现存的各种社会科学，并在界定人类学家能够创造什么知识、正在创造什么知识、以及如何创造这些知识。 为了重新阐述这一问题，尽管人类学家的研究课题中关于土著居民的明确定义已经总体上被摒弃，但定义土著的那些“田野”概念还依然存在着。为了研究之需，人类学视野中的世界仍然是条块分割的“地区”和“地点”，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的人类学家已经不再被视为外来人而被视为是亲密的一家人和不可或缺的他者（Dominguez 1989）。因为田野功能仍然是人类学学科的主要标志，因而：即使一些非传统的领域被纳入到人类学研究领域中，我们却还是在总体上持着原有的殖民立场来看待它们。上面这一观点已经成为本书所基于的会议的与会人类学家们的共识。比如威斯顿（Kath Weston）在她有关同性恋的作品中对“原始人”这样的假设就表现出了强烈不满，她在思考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分析对象才比较合适。她和厄普朗(Paulla Ebron)(1994)讨论过一种研究方法，即科研人员自身从研究中挖掘出独特的和“非普遍性”的东西。诸多研究者的经验表明：从“田野”这一特定的地理空间和他者的区域的角度进行人类学研究比把田野抽离出来、纯粹地进行主观意义上的人类学研究，比如殖民主义思想，要更加容易。 在本章中，我的意图是提醒大家注意一些和田野相关的问题以及我在美国纽约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群中所作的田野中所涉及的各种问题。首先，我打算简单回顾一下早期我在所谓地中海沿岸国家所作的研究，做这些事情的目的是探讨一些经常被人们所忽视的问题，或说是进一步概念化“田野”，以使其更加完善。因为我选择的是巴黎和纽约这种非传统的田野地点，因而我将尤其关注因此而产生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冲突。 监狱般的“田野”，抑或“地中海” 文化区域的描述预设了被发现的他者的具体类型。1987年，我的作品首次遇到了系统描述的目的论困境，就在那时，我决定在法国那些女同性恋者和女权主义活动者中进行调查。这些人中，有一些参与过“女权主义”集会，还有一些曾阐述过各种核心问题，诸如怎样定义和分类“妇女”、“同性恋”者算不算妇女等。当我准备拟出基金申请计划时，我遇到了两个问题：第一，把巴黎作为人类学家合理合法的田野地点是否可行；第二，与此相关的，我感兴趣的是法国的性别问题，田野地点却不是西欧而是地中海沿岸。 荣辱并存的地中海沿岸，其海岸线在布洛代尔（Fernand Braudel 1972[1949]）的经典历史作品中有所定位。布洛代尔视野中的地中海是一个生态区域，然而始于里弗斯（Pitt-River 1961）和坎贝尔（Campbell 1964)的人类学视野中的地中海则是一个文化区域，它是根据性别等级中荣辱的编码来划定的。从殖民主义人类学那里，和欧洲的“现代性”相比，地中海沿岸显得黑暗而原始，“既存在一个统一为一体的地中海，同时地中海地区又被根据荣辱的编码来划分等级”是两个关键的判断，这种判断为田野工作奠定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础，这样，人类学就把自身的任务设置为发现和记录那些可能出现的特定情况。 这个荣辱皆有的地中海地区是一个分离的、原子状的、内聚的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