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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英国信托制度确立 　　摘要：近现代的信托与中世纪的用益区别又联系，探讨近现代信托制度绕不开1536年《用益法》的三项例外（受托人没有自由保有权的用益、积极用益以及双层用益）。自《用益法》后，大部分的用益被执行，未被执行的三项例外最终发展为“信托”。从这三项例外向“信托”的转变可以窥探近现代信托制度的确立，其中两个重要的时刻，一是1536年《用益法》的颁布，为信托的发展提供机遇；二是1635年萨班奇诉达斯顿案结论的确立，开始了近现代信托制的独立发展。 关键词：英国；用益；信托；双层用益；信托制度 引言 信托制度源于英国中世纪的用益制，用益制的实质是人们为了规避英国封建土地制度①以及与土地制度有关的法律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土地转让制度。通过用益制度将土地转让给一个人或一些人，称为用益人（feoffee to uses），并规定由这些人为受益人（cestui que use）的利益而持有该土地的用益。[1]由于用益制使人们如愿安置财产，13世纪时英国已经广泛使用这种制度，但是与此同时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对国王而言，这种制度设计令国王失去了其原本在臣民土地上享有的巨额封建附属权利②。此外，这种制度也为欺诈债权人以及购买人提供了方便，还有一些人甚至利用用益欺骗委托人和受益人等。[2]所以，为了收回这些封建附属权利，平息国内动乱，亨利八世于1536年颁布《用益法》（Statute of Uses）。 中世纪时，用益与信托是可以并列或者互换使用的，然而《用益法》的颁布使得信托和用益开始分离，大部分用益被该法案执行，而未被该法案承认的受托人没有自由保有权的用益，积极用益（（active use）和双层用益（use on a use），就最终演变成了近现代的信托。 本文将探讨英国信托制度的确立，时间限定在近现代，因为在这段时间基本确立了近现代信托制度。文章以适用该法案的三项例外向信托转变为视角，探寻近现代信托制度的确立，在厘清中世纪用益与近现代信托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近现代所确立了区别用益制的信托制度。 一、三类用益转化到信托 1536年《用益法》的颁布使得用益与信托得以逐渐分离，这为信托制度的确立提供了可能。在《用益法》通过后一百年，大法官及其法院发现通过对该法案进行解释，通过司法判例，决定以“信托”的方式承认用益权，就像当初以“衡平”的方式保护用益权一样。[3]由此可见，此时大法官的立场是逐渐倾向于以“信托”的方式承认并执行未被《用益法》执行的三类用益。在这三种用益中，受托人不享有自由保有权的用益基本在17世纪得到承认；积极用益在16世纪晚期得到承认并执行；最难被承认的是用益之上的用益，即双层用益，在18世纪初真正的承认和执行，近现代信托制度也得以基本确立。 （一）受托人没有自由保有权的用益转化到信托的过程 在受托人没有自由保有权的用益中，主要是公簿持有人、承租人以及动产持有人三种涉及用益的情况。其中公簿持有人和动产持有人用益转变为信托的过程较为简单，由于这两种用益的存在不与普通法冲突，然而在普通法律体系中又无法得到救济，只能诉诸衡平法院，大法官依据“良心”对这种用益进行管辖，但是又要区别被《用益法》所执行的“用益”，大法官于是使用“信托”的方式对这两种用益进行承认与保护。有关承租人用益的情况，是在有期地产（a term for years）③中产生的，这种用益设计在16世纪时已经非常盛行，但是大法官法院并不准备承认并执行它。因为大法官认为，这种用益的设计是意图规避《用益法》，它使得国王主要的经济来源——封建财政税收减少。[4]然而，1660年从形式上废除了采邑法上的土地重负，封建体制也正处崩溃瓦解阶段，大法官承认并保护这种用益就明显地感到如释重负。[5]所以，至17世纪时，大法官开始执行这种用益，并且以“信托”的名义进行保护以区分被《用益法》执行的“用益”。 （二）积极用益转化到信托的过程 《用益法》颁布后不久，执行了大部分用益，但是没有执行积极用益等三类用益，该法案可能导致了另一个结果就是增强了对这些特殊用益冠以“信托”之名加以保护的重要性。④相比被《用益法》执行的消极用益，积极用益需要受托人承担一定的积极责任，如出售土地、收取租金或利润并付给他人后再将土地土地交给受益人等，不适用《用益法》。因为，在积极用益中，受益人只能在受托人履行职责收取了租金或利润之后才能获得财产或收益。这一例外源于《用益法》颁布后大法官法院的判决。[6]此外，积极用益设立的目的，除了经营管理地产，支付债务外，还被用于慈善目的，比如济贫（没有特定的受益人）、资助教育等。由此可见，此种用益设计并非为了规避《用益法》，不具有欺诈目的，因此大法官对其加以保护是理所当然的。到16世纪晚期，大法官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