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东京物语》与《东京家族》微观日本家庭.docVIP

透过《东京物语》与《东京家族》微观日本家庭 　　那么重、那么轻的日本电影 两部松竹映画，横跨半个世纪，小津安二郎和山田洋次导演将“日本家族瓦解”这一不变命题放在变化的社会中，揭示了日本现代社会的问题和日本普通人的性格，尤其是日趋严重的老龄化和临时雇佣制正导致这一命题更加复杂化。 栏目：娱乐 页数：4P 本刊记者：赵萌 香港文化评论家蔡澜曾对日本电影有过这样一个评述：“大岛渚等人的作品虽然是日本产，但更像铁板烧，已有洋式加工。如果真要尝汤豆腐等日本风味，还是在小津和沟口健二的电影才能找到。” 而多年前，有一个美国建筑师在参加日本的一个城市规划项目的招标之前，想要更多地了解日本的文化，于是有人就介绍她去看小津的电影《东京物语》。时隔60年，2013年1月，《东京家族》在日本公映。82岁的山田洋次在从影五十周年之际，以电影的名义，向《东京物语》致敬。和前辈小津安二郎同为松竹电影厂的一分子，又都是拍摄日本家庭伦理题材最优秀的导演，因此，山田洋次的此次翻拍可谓意义非凡。 《东京物语》和《东京家族》两部松竹映画，横跨半个世纪，都描写了远在乡下的父亲母亲、在东京打拼的孩子，随着城市化进程，儿女们都离开小岛，传统家庭关系遭遇重构。《东京物语》中举目无友的老俩口在东京只能当观光客，多数时间是在默默的凝视中打发，忙碌的儿女们单立门户后似乎忽视了对父母的照顾，更关心下一代成长。对于这种疏离，电影里居酒屋的那场戏道出了父亲的心里话——“没有孩子是寂寞，有孩子又嫌弃你”。 而山田洋次的《东京家族》将故事背景放到了现代日本社会：此时已经没有了上世纪战后经济发展的景象，经济低迷，老龄化严重。现代社会固有的其他一些问题也很自然地被纳入其中，例如年轻人所面临的临时雇佣问题。这一点主要体现在父亲周吉的次子昌次身上，他也成为活着的当下年轻人的代表。两部电影正是这样绘出了一个日本家族的日常生活姿态。 最能代表日本——为什么要看小津和山田的电影 如果说黑泽明的武士电影更符合西方人的口味，那么小津安二郎和《东京物语》展示的都市中产阶级文化才算得上真正日本电影的代表，而山田洋次正是小津和松竹正宗家族手艺的继承人。 先来说说小津。 纵观小津安二郎一生，横跨日本大正、昭和时代，他的导演生涯也伴随着侵华战争和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战争可以说是小津作品的一个分水岭。小津出生于东京，战争前1927年，他在松竹电影厂给大久保忠素导演当助理，因为一顿咖喱饭而不畏导演的权威被厂长城户四郎所认定为“有趣的家伙”，于是被钦点“拍部片子来看看”，就有了小津处女座《忏悔之刃》。 这是战前的事儿，真正让小津成为日本“国民导演”，恰恰是他在战后的一系列作品。 “啊，好久不见。好冷。这么一冷，就想起战地的事情。去年此时，我在什么地方？至于我的战后第一作，公司和社会上都在议论纷纷。肯定不是战争片。想想看我有两年时间每天双脚都现在泥泞中，怎么可能在电影中重来一次。战争体验太过鲜明生动，我必须压制它，使其沉淀，变成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是小津安二郎导演1987年写下的一篇回忆性散文。他的话也昭示了“小津风”今后的走向，此后，《长屋绅士录》、《晚春》、《秋刀鱼の味》等电影相继诞生，而《东京物语》正式这些战后作品的代表作之一。 《东京物语》之所以能够诞生，和日本战后的社会景象不无关系。在小津眼中，战后社会风俗、心理和以前或许不同，但底层流动着的人性还是温暖的。“战后社会混乱肮脏是现实，但与此同时，也有谦虚、美丽而洁净绽放的生命，这也是现实。不能同时看到这两方面，就不配称为导演。” 正是这种理念支撑，小津把那个战后不干净的东京通过《东京物语》，表现得安静而理想，但小津也有残忍的一面，这一面正是他1953年在电影里所体现的主题——通过父母与孩子的成长，描写家族制度在战后如何崩溃。电影里场有一老两口的女儿和女婿的戏。女儿自己开了家美容店，女婿也有工作，可以说一家生活过得还不错。有一天，女婿从外面回来，激动地说：“我给爸妈买了糕点”，本该高兴的女儿却表现得很淡漠：“不用给他们买这么好的吧，煎饼就够了。”说完，拿起点心自己吃了起来，给从乡下父母送去的却是煎饼。 与《东京物语》同时代的小津电影都非常写实，而且演员都不曾变化。比如《茶泡饭之味》，小津拍的是日本女人眼中的男人；《东京暮色》对准的则是老婆跑掉后的男人如何生活下去；《秋刀鱼の味》讲述了父亲嫁女儿的故事，再次展示了展示的了日本人在晚年时心理状态。 不过虽然在日本影坛地位显赫，继沟口健二后更成为首屈一指的人物，但国际上并不认可小津，这和电影制片厂从不拿小津电影送往国际电影节多少有关系。直到上世纪60年代，伦敦国际电影节上，《东京物语》反响不错，从那时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