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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消费主张和民族中心主义对抗 　　2014年韩国艺人李敏镐登上央视春晚舞台，进一步提升了自身在中国的热度。与此同时，网络上以李敏镐粉丝为代表的“支持派”和以反对韩流为代表的“反对派”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引发了“李敏镐吧爆吧”，将一场“网络口水战”演变成了不折不扣的闹剧，令人咋舌。 当下，广泛深入的文化外交助推了多国文化在我国大放异彩，日益开放的网络舆论平台催生了现代社会公民意见表达的新渠道，而由“个体关怀”取代“宏大叙事”的主流话语环境则客观上促进了公民个性的张扬与解放——这些新的趋势和发展被层层叠加进了本就复杂的中国社会。于是乎，当鲜活的异域文化与执着的民族思维相互碰撞，当被客观压抑的本我性格和百家争鸣的舆论场域相互摩擦，当被发达国家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培养的消费欲望与仍旧封闭的民族主义情绪两相错位与断层的时候，一场“韩国欧巴”引发的网络闹剧便一触即发。 明星崇拜：后福特主义消费市场的旺盛需求 毋庸置疑，“李敏镐争论”的发端，是国内公众对李敏镐的高度追捧——或者说，是从“李敏镐们”为代表的韩国娱乐产业对中国消费市场的长期攻占开始的。因此，理解韩国娱乐业究竟缘何能够在中国受众之中牢牢生根，是梳理此番乱战庞杂原因的重要一步。 一方面，韩国国内的娱乐业产业链条连贯、发达，造星机制成熟，中国市场目标明确。从1998年韩国提出“文化立国”的方针开始，韩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①特别是以影视产业为龙头的娱乐产业在韩国的发展机制相当成熟，市场在产业中的资源分配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产业制作和营销流程很高效，②使这一产业在韩国国内便积累了巨大的市场势能。同时，积极的外向型发展模式精准细分了产业流向，最终，庞大的中国市场便成了这一产业链的目标。客观上分析，韩国的娱乐产品具有质量上的要素禀赋优势，同时由于中韩两国之间的文化贸易存在着较小的文化折扣，韩国的文化娱乐业能够精准地利用文化重叠区域把握中国市场的需求偏好。因此，种种先天与后天优势的叠加之下，强大的韩国娱乐工业盘踞住了中国的消费市场，通过强大的“造星机制”源源不断地培养并扩大自身的消费群体。 另一方面，当下中国，后福特主义时代“生产-消费”涵化下的受众已经形成了稳定而强势的娱乐消费主张。“应消费者的需求而开始的定制生产， 把消费者的需求内在地嵌入生产过程之中”③的后福特主义逻辑，让消费者对“个性化商品”有着更强烈的需求。当广大资本主义国家由批量生产转向精细化定向生产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尽管缺乏绝对先进的生产方式和雄厚的资本积累，但仍然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接受了后福特主义“生产-消费”新模式。作为被资本主义娱乐业精准定位的目标，中国受众不仅被培养出了挑剔的消费品位，更形成了娱乐至上的消费方式，并在不断的消费中欣赏着被娱乐工业构建的“美好图景”。换句话说，这些受众“已然是晚期资本主义即消费社会所浸润的群体”。④而韩国娱乐工业正是借着这股“东风”，将娱乐产业延伸进了中国市场，并逐渐把控住了稳定的消费群体。于是乎，有了从张东健到李敏镐的一代代韩国艺人在中国的“走红神话”，有了《爸爸去哪儿》、《我是歌手》等节目模式的大获成功，也有了一批数量庞大的消费群体忠实地拥护着韩国娱乐工业及其产品。 反韩情结：社会历史因素造成的民族理性缺失 如果说，“李敏镐争论”的一方，代表着后现代的、消费至上的、景观社会的力量，呈现了当下中国部分公众对韩国“美颜当道”的娱乐业旺盛的消费需求，那么与之胶着、对抗、错位与断层的另一股力量，则是一种始终弥漫于中国社会思想之中的、前现代的、沙文主义式的民族情绪，它反映了植根于中国社会深处的民族中心主义思想，以及一种交织着复杂历史因素的“反韩情结”。而这种顽固的政治性立场同较为成型的娱乐消费主张呈现出杂糅与咬合的趋势，两者本身又存在着巨大的错位与断层。 首先，部分网民的民族文化自信俨然超出了理性范畴，演变成一场民族沙文主义色彩浓重的自我认同。尽管现代的通信手段和文化大交流趋势早已跨越了文化与民族的隔阂，但民族的“自我认同”依然通过民族的“他者”得以界定，并且通过“自我”和“他者”的对立的预设，为“自我”同质性提供合法化说明。⑤正因如此，一部分网民把一种“群体内偏好”的民族自信异化成了“群体外排斥”的政治主张。正是在这一思维逻辑的影响下，任何民族与文化的东西都被收编进了政治话语里，成了一种“捍卫自我”的工具。在这种“捍卫”之中，本应与时俱进的民族理性与包容，倒退成了对“韩国”这一对象最原始的“言论屠杀”。 其次，“李敏镐争论”之所以愈演愈烈的另一推力，则是从“污名化”与“贴标签”行为体现出的大量网民跨文化素养的缺失。此番混战中，曝光率极高的“棒子”、“高丽狗”等标签式的污名再度井喷式涌现，在创造者与使用者那里，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