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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判词法学和文学价值 　　[作者简介]杨兴培，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要：制作好判词是中国古代为官执政司法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古代的判词发展，不但与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朝代更替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还与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判词要进行规范评价、旁征博引，就有一个引经据典的叙事说理过程，从而使判词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和不可违拗的说服力。古代判词的价值评价往往通过文情并茂的文学表现形式加以展现出来。对古代优秀判词加以批判地继承和转化，从而将今天的裁判文书写得更加完美，也会有利于今天的法治文化建设。 关键词：古代判词 法学价值 文学价值 中图分类号：D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3）05-0150-11 判词是中国古代社会为解决民间纠纷、平息你争我斗、了断是非矛盾、实现止争定纷的一种法律裁判文书。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判词文化就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一朵鲜艳夺目的奇葩。人类自从走出丛林、走出伊甸园结成社会关系以后，就存在着各种矛盾纷争、利益纠葛和怨恨仇杀，面对种种人间是非，人类要么各退一步自相和解，要么诉至衙门请求官府了断，臣服法则，要么就是拳脚相向、刀枪出场，奉行强盗逻辑以至于鱼死网破。但是在社会常态的背景下，人类内部解决矛盾是非的多种可选方法中，臣服既定法则诉至衙门请求官府判明是非、了断纠结应当说是人类经历太多血腥争斗以后一种较为理性的选择，这也是人类社会一步步走向文明的必由之路。正因为如此，官府乃至官吏们便时时充当青天大老爷，为民解忧排难；于是就有了一份又一份定纷止争的古代判词；也为当今时代提供了借鉴资源。虽然今天的司法实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判词作为一种时代印迹，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传统文化不灭的原理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判词依然有着还可以、也需要我们继承的文化精华，中国古代判词中的法学与文学价值乃至其背后的精神内核依然可以通过现代判决书的形式得以延续。 一、古代判词的历史演绎与核心价值传承 就一般意义而言，判词是判决结果合法化、正当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如何说服当事人的劝解词和说理书，更是体现国家法律权威性、国家行为严肃性和国家命令强制性的裁决令。因此，如何让当事人心悦诚服地认可和接受判决内容，如何让社会公众了解和服膺既存的案判谳定，制作好每一份判词就成了中国古代为官执政司法的重要内容。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古代涉讼判词，是距今2800多年前的西周夷王或厉王年间的一个诉讼文书——1975年在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窖穴出土的《匜铭文》。该铭文共百余字，记载了一桩奴隶买卖纠纷的经过，判案依据是当时认可的刑典，内容包括罪名认定和处理结果，已经具备判词的雏形。①中国古代判词自西周起始，历经三千余年而传承于世，其表现形式从秦汉的比附援引依律定罪到西汉时期的春秋决狱、原心定罪再到唐代以事实作为铺陈、援引律例为据制作判词；从唐代判词的“语必骈俪、文必四六”到宋代的判词变骈判为散判、凸现司法功能，再到明清判词的“简当为贵”风格，直至民国时期接受大陆法系的影响形成“主文—事实—理由”三段式定罪判案模式，虽然不同历史时期的判词风格各有特点，但其中所具有的法律价值与文学价值却一直得到传承和延续。一些上好的判词在时人的整理汇总下记载于书籍，传播于官场，甚至通过民间的口口相传深深烙进百姓的心间。 古代判词的历史发展，首先体现为判词是当时司法活动过程的记录，反映了当时的司法活动内容。尽管司法活动在其初始之时还呈现出比较粗糙的表现形式，但无论是西周时期在青铜鼎上用大篆书写的中国古代第一份判决书，还是西周中期《尚书·吕刑》所载的：“两造具备，师听五辞”后所作的敬畏天严“其审克之”的纪录， 或者西汉中期儒家思想取得正统地位后董仲舒等人提倡以《春秋》大义作为司法裁判的指导思想，凡是法律中没有规定的，法官就以儒家经义作为裁判依据；当法律条文与儒家经义相违背时，则儒家经义具有高于法律效力的办案要义，判词折射出了礼法相通、理法相容的独具特色的中国法律文化传承。比如根据《匜铭文》记载：三月甲申日，伯扬父在纣王的面前宣布对牧牛的判决，说：“牧牛！过去你任职的时候，竟敢和你的长官争讼违背自己曾立下的誓言。今天，你必须再立信誓。你只有恪守自己的誓言，才能重新担任官职。按照你的罪行，我本应鞭你一千，施以墨刑。现在我宽恕你，鞭你五百，罚金三百鎱。”牧牛于是向其长官立誓说：“从今以后，我不敢再和你争讼，不再以各种大小事扰乱你。”从这个最早的带有判词雏形的内容来看，除了铺陈事实之外，重在阐述道理、判明是非、止争罢讼。当然在远古时期，人类刚刚从原始时代走来，社会还缺少明确的法律规定，此时的判决还谈不上引经据典、援引法条，但这并不影响依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