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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类合作问题探究综述【内容摘要】人类合作行为既极其重要又纷繁复杂，能够全面深刻地认识自身行为特征一直是人们不懈努力的一个方向。本文从群体选择、亲缘选择、直接互惠、间接互惠和强互惠五个角度对已有的关于人类合作的涌现和演化问题的相关研究给予综述。 【关 键 词】群体选择；亲缘选择；直接互惠；间接互惠；强互惠。 【作者简介】牛高英，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西方经济学专业2007级博士研究生， 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助教，研究方向：行为经济学。 能够全面深刻地认识自身的合作行为，一直是人类不懈努力的一个方向。长久以来，对人类合作行为的研究吸引了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生物学、经济学在内的众多学科的共同关注，得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本文以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为依托，对已有的关于人类合作问题的研究成果予以综述。 合作是指主体之间为共同的目标而进行的一种互利性的经济行为。对于自利的个体放弃自己的利益而采取合作策略的原因，当前已有的研究中可以归结为五种：群体选择、亲缘选择、直接互惠、间接互惠和强互惠，这其中很多研究灵感来自生物学[1]。本文以下将分三个部分来分别介绍相关的研究成果。 一、群体选择和亲缘选择 达尔文用“自然选择”揭示了生物（包括人类）生存与进化的客观规律。而自然选择的过程是通过生存斗争来实现的。由于自然所赋予的资源是有限的，生存斗争是同一物种的个体之间或不同物种之间必然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合作是不可能的。但是，达尔文同时发现自然界中大量存在着与自然选择逻辑相悖的合作现象——例如社会昆虫不育职别的进化——他对于这些合作现象却深感困惑，只能把其看作是自然选择学说的致命反例。 为了解释这一反例，达尔文在1871年出版的《人类的由来》一书中写道：“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一个高标准的道德，就一个部落中的某些成员以及他们的子女来说，比起其他的成员来，尽管没有多大好处，或甚至没有好处，而对整个部落来说，如果部落中天赋良好的成员数量有所增加，而道德标准有所提高，却肯定是一个莫大的好处，有利于它在竞争之中胜过另一个部落。一个部落，如果拥有许多的成员，由于富有高度的爱护本族类的精神、忠诚、服从、勇敢与同情心等品质，而几乎总是能随时随地地进行互助，又能为大家的利益而牺牲自己，这样一个部落会在绝大多数部落之中取得胜利，而这不是别的，也就是自然选择了。”[2]这是“群体选择”思想的雏形。英国学者爱德华兹正是提出“群体选择”的概念：通过估量生存环境的限制，许多物种，为了整个群体得以持续生存和不断繁衍后代，往往选择通过牺牲部分个体的利益来提高适应度，这就是“群体选择”。“群体选择”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自然选择学说的致命反例”的问题。并且在“群体选择”下，生物个体的合作性行为被认为是一种利他行为，但这并不是说个体的合作一定具有利他动机。 但是“群体选择”也有一个致命的硬伤：虽然凭借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合作行为，能使本群体在群体之间的生存斗争中获得更高的回报，但是对于本群体内部选择合作策略的个体最终会因为低收益而被选择背叛策略的个体所淘汰。由此，基于“群体选择”，汉弥尔顿提出了“亲缘选择”。该理论认为，生物界的合作行为通常发生在具有亲缘关系的直系家庭成员之间，为自己亲属做出牺牲，是为了在后代中增加牺牲者的基因遗传份额。“亲缘选择”理论的核心是亲缘关系法则：当不等式rc/b成立时，合作行为得以存续。r是两个体的遗传亲缘关系指数，亦即是两个体之间共同拥有的基因比例，b是得益人适应度的增加量，c是合作带来的适应度降低量。理查德·道金斯的一部《自私的基因》将“亲缘选择”理论推向了高峰。道金斯认为基因才是遗传选择的基本单位，而不是器官或是生物个体。 “亲缘选择”将基因作为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而生物个体只是基因的载体，生物个体的生存斗争的收益不仅是自身的繁衍，同时更是扩展了家族共有的基因，由此，具有近亲关系的个体之间会存在基于互利的合作。这种近亲之间的合作行为有利于自然选择保存这些相同基因，使“亲缘选择”理论在解释合作问题时，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群体选择”理论的硬伤，但是实质上“亲缘选择”是“群体选择”理论的一个特例，其最大化的不是个体的适应度，而是基因的内在适应度。另外，从“亲缘选择”理论开始，合作便被归因于利己动机。自私的基因导致自利的个体，基于亲缘关系的互利合作行为，其根本目的是扩展相同的基因，实质上是自利的。正如“直接互惠”理论的提出者罗伯特·特里弗斯（R. Trivers，1971）所说，归根到底，任何表面上被证明是利他的“投资”都可以解释为“隐藏的利益”（Hidden Benefit）。 二、直接互惠和间接互惠 罗伯特·特里弗斯于1971年在博弈论的框架下提出直接互惠的思想由，认为合作源于“你来我往”的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