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与解罪刑均衡问题探究.doc

刑事与解罪刑均衡问题探究摘要： 刑事和解同罪刑均衡原则的契合问题离不开责任理论的展开与探讨，现代刑事法治所提倡的责任多元化被刑事和解积极引入并充分发挥。但是，责任理论本身的拓展仍不能回避关于责任的来源、归责、裁量等具体问题的考察与追问，刑事和解在这些方面碰到的固有问题还需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关键词：刑事和解；罪刑均衡；刑事责任 中图分类号：DF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12 罪刑均衡原则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自然延伸，它使得罪刑法定的实质侧面充盈而有旨归，现代刑法科学性与合理性的重要意涵大多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然而罪刑均衡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刑事责任的桥梁与中转作用，刑事责任能否在刑事和解的制度框架中充分协调和平衡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关系，便是考察刑事和解的理论预期能否符合罪刑均衡原则的重点。 目前学界对此问题大致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虽然罪刑相适应原则只是一种相对的适应性，事实上并不能做到绝对相等和完全精确，但是刑事和解所带来的大规模去犯罪化、去刑罚化仍会打破罪与罚之间“量”或“价”的基本平衡，并在责任归责、责任来源上存在与罪刑均衡原则不可调和的矛盾[1]；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传统刑事责任理论无视保安处分以及非刑罚方法的壮大，导致了刑事责任理论略同于刑罚理论的简单演绎和延伸，面临高度空洞、抽象、毫无实体内涵的尴尬。刑事和解的出现使得某种更为多元、更具包容力的刑事责任理论成为可能。故而刑事和解不仅与罪刑均衡高度契合，并且成为其创新进步的强大动力。杜宇.《转向社会中的“刑事和解”：问题与解释——一种规范研究的进路》，载《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2007年12月，第194-198页。 的确，从刑事责任多元化的角度出发，刑事和解的诸多做法均可以找到合理依据。但就是在责任多元化的前提条件下，笔者认为刑事和解与罪刑均衡原则的契合还是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责任的来源、归责和裁量问题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化 （一）责任的来源问题 有学者曾明确地指出：“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乃是一个持续已久的“谎言命题”[2]112，刑事案件的被害人是一个长期被忽略而又不应当被忽略的特殊群体。就犯罪而言，不仅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更是对被害人的直接伤害；刑事责任不仅是对国家与社会的担当，更是对被害人的负责。现代法治社会只有加强对被害人的补偿与保护、注重社会关系的平抑与恢复，才能使司法天平重新保持平衡。故而，刑事和解因为行为人对被害人责任的承担，可苛责性大为降低，几乎完成了社会道义与法律规定对其的否定性评价，是完全符合罪刑相适应标准的。 可以看出，刑事责任多元化提醒我们，原本略显单一的责任来源的认识需要拓展和补充，从而在公私法益的保护上更显全面和彻底。但是，如果承认“多元化”的基础概念是刑事责任“多源化”，那么责任多元化的理论预设即将面临更为深刻的问题，即诸多责任中哪一种责任才能体现犯罪的本质？对被害人负责能否替代对国家或社会负责？或者说二者的紧密结合能否改变传统的犯罪观和刑罚观？ 对此，有肯定论者指出：“刑事和解所涉案件并非只对被害人负责，它仍然具有社会危害性，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仍然存在，两者并不排斥；刑事和解的宽缓处理也是在承认加害人行为涉及犯罪的前提下进行的。”[2]167但是这样的见解还是留下来许多疑问：第一，该认识似乎仍然是以传统犯罪观为依托的，是以刑事和解向传统理念靠拢的结果，而不敢擅断刑事责任能够脱离社会危害性而独立存在，从一定意义上已经否定了新型犯罪观的存在；第二，刑事和解存在的正当性根据变得更加模糊，既然两者同时存在且并不排斥，那么对被害人负责为何还要以对国家和社会负责为前提，自身独立的刑事价值或刑事性何在？第三，有没有其中一种责任形式独立支撑犯罪评价的情况出现，尤其是同普通侵权行为的区别是否以对国家和社会负责为必要，如果是，那么对被害人负责与对国家社会负责何者才是第一性的？ 这些遗留的问题在我国最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中也有所体现。从该法第279条的相关规定来看新《刑事诉讼法》第279条：“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公安机关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从宽处理的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建议；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做出不起诉的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我国立法首先否定了刑事和解作为定罪情节的存在，而将其归入到酌定量刑情节的范畴；除此之外，还明文规定宽缓处理的决定权掌握在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手中，“可以”二字某种程度上终结了关于和解客体的长久争论；尤其重要的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建议权的诞生和行使可以看作是和解协议达成的程序后果，对被害人负责这一责任来源的独立性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