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现实缺陷和完善思索.doc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现实缺陷和完善思索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一项在一次程序中同时追究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程序法制度。这项制度对提高诉讼效率、及时弥补刑事被害人因不法侵害所遭受的损失，维护司法判决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两种诉讼在本质功能上的差异，追求价值上的不同，加之现行立法内容粗疏和原则，导致诸多理论冲突和实践难题。随着诉讼法理论研究的深入和诉讼实践的发展，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制度设计上并没有随之进步，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仍然继续忽略该制度，其弊端日益显现，有必要从诉讼法理论的高度对该制度进行检讨和反思。本文试图通过剖析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局限性，提出重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想，即：适当限制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范围，鼓励刑事被害人或近亲属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协调两大诉讼交叉时在适用上的关系，完善民事权利的司法救济途径，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符合现代司法理念的新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缺陷 现行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一方面割裂了民事法适用的统一性和确定性，另一方面忽视了附带民事诉讼救济的独特性。不仅导致了诉讼程序之间的冲突，很多情况下还产生了法律救济的真空，其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审查立案权行使混乱。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案审查权由法院行使，其它任何机关都无权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实践中，被害人在审查起诉阶段把附带民事诉状递给检察院，检察院往往将刑事案件连同附带民事诉状一并移送到法院，造成检察院审查附带民事诉讼立案的误导。根据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0条规定，更是明确无误地告诉被害人：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可以代人民法院受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这是极端错误的。 第二，“公权优先”理念带来的弊端。“刑事优先民事”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刑事诉讼中的一个基本原则、一种国际惯例。然而，正如学者龙宗智指出的“在公诉案件中强调社会普遍利益的维护，强调公诉机关可以代表被害人的要求，却多少忽视了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和矛盾性，忽视了被害人的独特要求，……。”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民事诉讼程序和地位不独立，过分依赖刑事诉讼的程序和结果，对在刑事追究迟迟不能发动，公权无法行使，犯罪事实没有被依法确认前，私权也无法请求救济，民事责任和民事赔偿问题便被搁置，给被害人带来的是双重损失，即刑事追究与民事赔偿的要求均无法实现。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长期不能归案时，此时即使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有犯罪事实，但刑事追究仍无法启动（我国在刑事诉讼中尚无缺席审判制度），附带民事诉讼无从提起，造成案件悬而未决，使受害人得不到及时赔偿。加之，在刑事诉讼程序中，除对犯罪所得之外，一般不对被告人的其他财产采取保全措施，一旦刑事程序结束，财产早已被转移或隐匿，受害人的损害赔偿便不了了之，极易导致频频上访，引发新的社会动荡。 第三，赔偿请求的范围过窄。根据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请求范围仅限于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物质损失或财物被损毁而遭受的损失，被害人财物被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的损失，只能由法院责令犯罪分子退赔，或者在退赔不足以弥补被害人损失时，由其向民庭另行起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由于在赔偿范围上有上述不当限制，使得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全面法律保护，导致法律适用的不严肃、不统一。按照《民法通则》及最高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公民在其人身权遭受不法侵害时，对其非财产上的损失即精神损失有权要求经济赔偿。但当不法侵害上升为刑事犯罪的程度时，被害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权利和救济却被限制在物质损失之内，这在法理上是讲不通的。刑事案件被害人遭受的精神损害一般都比民事侵权造成的损害程度深，如果只赔偿物质损失，而对被害人所受的巨大精神损害视而不见，显然违反了法律的公平原则和法治的人文精神。 第四，合并审理存在局限。合并审理，是指法院将两个以上独立的有牵连的案件，合并在一起进行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并同时做出裁判的诉讼活动。其目的是简化诉讼过程，减少资源耗费，提高办案效率，防止作出自相矛盾的判决。但也存在以下弊端： 一是部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并案审理拖延了刑事案件的审结。如有的民事争议部分涉及面广，案情复杂，需要重新鉴定等，导致刑事部分不能及时审结；有的刑事案件量刑需要考虑被告人的赔偿情况，等待民事赔偿结果，使刑事案件一拖再拖，无形中延长了被告人的关押期限；特别是当前倡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