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情报》对鲁迅报道.doc

《救亡情报》对鲁迅报道1931年“九”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进攻中国的步伐,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危机,救亡成为社会各界进步人士共同的心愿和选择。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爱国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史称“一二”。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金仲华、钱俊瑞等280余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响应“一二”,指出:“在这生死存亡间不容发的关头,负着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够苟且偷安,而应当立刻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领导救国运动!华北教育界最后一课的决心,是值得赞佩的。华北青年热烈的救国运动,尤其引起我们十二万分的同情。” 12月21日下午,由沈兹九、史良、王孝英、胡子婴、杜君慧、陈波儿等发起组织的上海妇女界救国会在四川路青年会举行成立大会。 1936年1月,沈钧儒、孙怀仁、周新民、潘大逵、吴清友、张定夫等发起成立各大学教授救国会。 1936年2月9日,由沙千里等领导的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成立。 1936年2月13日,由陶行知、钱亦石等领导的上海国难教育社宣告成立。与此同时,上海复旦大学等许多大、中学校也纷纷出来学生救国会,积极开展救国运动。 这些社会团体后来均加入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他们通过发动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等多种形式,不断扩大规模和影响。其中之一就是联合创办《救亡情报》。 1936年5月6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妇女界救国会、上海职业界救国会、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上海国难教育社联合创办了《救亡情报》,97岁的爱国老人马相伯题写了报头。该报的发刊辞写道:“抗敌救亡,已是中国全体民众的呼声。只有极少数早为国人所唾弃的横奸顺民,在那里主张对敌妥协,谈判;也只有极少数的卑鄙无耻的官僚学者,会散播横奸理论,讲什么三天亡国论,‘唯武器论,为汉奸们的不抵抗主义、投降主义辩护。”“我们明白各社会层分子的利益,只有在整个民族能够赓续存在的时候,才能谈到。在这大难当头,民族的生命,已危在旦夕的时候,我们必须联合一致,与敌人及敌人的走狗――汉奸斗争。”“我们为了检讨各部分救国工作的得失;使各地方各界人士,能积极参加救国工作;从救亡斗争中检阅自己阵线里工作不够的地方,互相批评,以加强我们的力量起见,所以才共同发行这个小小的刊物。我们深望各地方各界的读者,一切不甘做顺民的人们,能锻炼成钢铁一般的阵线!”该报为周报,每星期日出版。 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救亡情报》为秘密发行。据参与办报工作的记者陆诒回忆,“这份报纸既无公开的办公地点,又无任何物质设备,采取游击方式办报。靠电话联系,约在某个地方吃茶碰头,共同商量工作,等到讨论结束,立即分头工作,效率颇高。”????根据当时的分工,有关报纸的经营管理、印刷和发行,由徐雪寒负责,编辑工作由吴大琨和刘群负责,评论工作由恽逸群负责,有关上海救国运动的消息和专访由陆诒(笔名“芬君”)负责。 《救亡情报》分为6版,包括救亡言论、亡国消息、时事批判、救亡消息等栏目,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栏目,就是救国领袖的访问记。如创刊号为何香凝访问记,第二期为吉林自卫军领袖李杜将军访问记,第四期即为前进思想家鲁迅访问记。 有关鲁迅的访问记刊登在1936年5月30日《救亡情报》的第三版,题为《前进思想家鲁迅访问记》,署名“本报记者芬君”。 这篇访问记的开头写道:“满怀着仰慕和期待的情绪,去访问我国前进思想家鲁迅先生。”由于电车延误,记者晚到了一刻多钟,他向鲁迅表示歉意,鲁迅说:“这是不要紧的;不过这几天来,我的确病得很厉害,气管发炎,胃部作痛,也已经有好久居家未出,今天因为和你是预先约定好的,所以不能不勉强出来履约。”1935年5月,正是鲁迅病情渐渐加重的时期,自下半月开始。鲁迅日记中几乎每天都有关于疾病的记载,如15日“往须藤医院诊,云是胃病。”18日“夜发热三十八度二分。”19日“午后往须藤医院诊。……夜热三十八度。”20日“晚须藤医生来诊。夜九时热三十七度七分。”21日“夜九时热三十七度六分。”22日“须藤医生来诊。夜九时热三十七度九分。”23日“上午寄须藤先生信取药。……夜九时热三十七度六分。”24日“晚须藤医生先生来诊……31日“下午史君引邓医生来诊,言甚危,……须藤医生来诊。……九时热三十六度九分,已为平温。” 在谈话一开始,记者先是问了鲁迅对于1935年“一二”以来全国学生救亡运动的感想,鲁迅对学生们在民族危机不断加重的情况下所开展的救亡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学生特别是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中感觉最敏锐的前哨战士,因此他们所自发的救亡运动,不难影响到全国,甚至影响到目前正徘徊于黑暗和光明交叉点的全世界。”鲁迅还认为,经过斗争的锻炼,学生们明辨是非的能力、组织性、纪律性、战斗的技巧和能力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