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及探究》-两代人情缘.doc

《教学及探究》:两代人情缘[中图分类号]DO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11-0094-03 我的父亲吴玉黎非常喜欢和看重《教学与研究》杂志。父亲参加革命很早，但新中国成立后不愿意从政，多次向组织提出要求，想读书，执意要当教师。经组织同意，1952年作为“调干生”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班学习，1954年毕业。父亲当了一辈子教师，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他教书极为敬业、勤勉、刻苦。我小的时候，每晚总是看到父亲在25瓦的灯光下伏案读书、写作、备课。这种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估计是父亲在中国人民大学两年的读书经历，对中国人民大学所办的刊物容易产生感情，再加上《教学与研究》办得很好，是当时最好的理论学术类刊物之一，能够满足当时理论工作者现实工作的需要，所以，父亲对《教学与研究》一直情有独钟，长期订阅。“文化大革命”之前，父亲最喜欢的杂志是《教学与研究》和《哲学研究》，最喜欢的报纸是《光明日报》。 父亲十分爱惜《教学与研究》。每年都要装订一次《教学与研究》，装订时，总是小心翼翼，先是用夹子将杂志固定好，然后在杂志下垫上一块小木板用锥子给杂志钻眼（家里有一块小木板的用途是固定的，上面密密麻麻都是针眼），再用线绳穿起来，最后还要用好的纸张在装订好的杂志合订本的书脊处粘贴好封好。“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教学与研究》合订本，在书架上摆放得整整齐齐，一年一年清清爽爽，一直留存到现在。这也是父母家里“文化大革命”之前订阅的所有杂志当中，保留得最为完整的一套杂志。 可以说，《教学与研究》是父亲教学生涯中，特别是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教书生涯中最为重要的参考资料。父亲备课时，总离不开《教学与研究》。翻看家里的《教学与研究》，每一期杂志的很多地方都被父亲用红蓝笔认真划过。听父亲的同事和学生讲起，父亲的课讲得很好，讲课效果在所在单位一直享有很好的声誉。而且，父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十分扎实。比如，有一次，父亲在参加外单位的研究生答辩时，指出有的学生在文章当中的一些引语弄错了，把原本是马克思的语句当成是列宁的语句，接着告诉学生马克思的这些语句是出自马克思哪本书的第几页。这给在场的学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应当说，父亲良好的教学效果和扎实的理论根基，同《教学与研究》杂志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教学与研究》是郭沫若题写的刊名。郭沫若题写的刊名，遒劲、庄重，既美观，文化味重，又大气。当时给人的印象是，凡是最好的学术刊物一般都是由郭沫若题写刊名，如《历史研究》、《哲学研究》、《经济研究》、《考古》等。那时我的感觉是，凡是郭沫若题写刊名的杂志才是最好的学术杂志，一本学术杂志如果不是郭沫若题写刊名，那一般说来就不是最好的学术杂志。 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家里有《教学与研究》。中学时期尽管看不懂，但也时不时地会翻翻看看，似懂非懂地获取了一些知识，开阔了眼界。大学时期，对于《教学与研究》上的一些文章则是认真阅读和学习了。大学期间，自己在上哲学课以及报考研究生复习准备时，都曾认真研读《教学与研究》上的一些相关文章。我觉得，对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同别的理论刊物包括教科书相比，《教学与研究》做得最好。《教学与研究》是以讲道理为主（这在当时十分难得），既有知识点，又有宏观理解思路；既有条理性，有深度，又有权威性；既适合于教师的口味，也适合学生阅读学习。读之，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些重要观点的理解有时会产生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几乎可以这样说，《教学与研究》在当时是不可替代的。在报考研究生复习准备政治课的阶段，是以教材和《教学与研究》为主，同时参考别的书或别的刊物上相关文章的解释。读《教学与研究》上的相关文章时，自己十分认真，几乎是一笔一画横平竖直地做笔记（像是认真的初中生的字迹），按照专题分门别类地整理好各种问题。 工作后，由于自己从事的是社会学学科领域的研究，觉得《教学与研究》主要是政治理论类刊物，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与之没有产生工作上的直接联系。 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教学与研究》的编辑李文苓老师。文苓老师人好，性格也十分爽快，有亲和力，容易让人产生信任感。所以，当她提出约稿邀请时，一直对《教学与研究》有着深厚情结的我有些受宠若惊，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由此，每年都选一篇自己比较满意的文章送给《教学与研究》，供他们备选。如果所送的文章不合适，就再送一篇。 之后，我便开始在《教学与研究》发表文章。自己在《教学与研究》上发表的文章质量还算可以，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没有拖杂志的后腿。比如，2010年在《教学与研究》发表的《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特征分析》一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大量刊物转载；还被《光明日报》和《学术月刊》联合列为“2010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的代表作；在被《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