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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性别差异探究摘要：一直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逐渐缩小，最近甚至开始出现女性超过男性的趋势。利用“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本研究探讨中国城乡居民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并着重检验影响教育获得的各主要因素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研究发现：第一，性别不平等存在城乡差异，农村户口居民的性别不平等程度高于非农户口居民；第二，父亲的职业地位指数（ISEI）或父母的受教育水平越低，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第三，兄弟姐妹人数越多的群体，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最后，不同教育层次入学机会的性别不平等程度也不相同，教育层次越低，升学机会的性别不平等越严重。笔者认为上述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模式来源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对父权制观念或传统性别角色观念的认同感的差异。 关键词：教育获得 性别不平等 父权制 性别角色观念 作者：吴愈晓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 E-mail：ywu2008@sdu.edu.cn 本研究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教育学青年课题“现代教育对社会分层流动的影响研究”（CFA090096）的研究成果之一。 本文的初稿曾在“2012年北京大学社会学和人口学论坛”（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2年3月2-3日）上宣读。感谢谢宇、孙秀林，以及《社会》匿名审稿人的意见和修改建議。文责自负。 一、导言 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一直是社会学者特别是社会分层和性别研究的学者最为关心的研究题目之一（Jacobs，1996；Buchmann，et al，2008）。多项已有的经验研究表明，自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最近甚至开始出现女性超过男性的现象（Lavely，st al，1990；Bauer，et al，1992；HannumXie，1994；李春玲，2010；GuoWu，2010；叶华、吴晓刚，2011）。而这一点与国际社会的情况是基本一致的（Buchmann，et al，2008；GerberHout，1995）。 由于教育获得的性别不平等的下降趋势已无争議，因此，研究中国教育获得性别差异的学者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两个相互关联的議题上，其中之一是探讨导致性别平等化趋势的原因。关于这一问题，大多已有的研究从宏观的制度或结构性因素出发来理解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的变化趋势，认为中国教育的持续扩张、再分配时期的性别平权实践、中国的人口政策所造成的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是导致中国居民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下降的主要因素。例如，较早的研究证实，建国以后中国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扩张，使女性的入学机会大幅增加（Lavely，et al，1990；HannumXie，1994）。另外，新中国推行的许多促进总体社会平等以及性别平等的举措，也是教育性别平等化的主要因素。韩怡梅和谢宇（HannumXie，1994）的研究发现，性别平等变化的趋势和程度，与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在强调平等的时期，可以看到增强的教育性别平等化趋势，而在强调经济发展的时期，教育的性别平等化趋势减缓，甚至有不平等加大的趋势。而关于出生率下降与教育性别分层之间的关系，虽然韩怡梅和谢宇（1994）的研究没有发现直接的证据，但最近的一项研究则令人信服地指出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兄弟姐妹人数的减少）是导致中国教育获得性别平等化趋势的重要因素（叶华、吴晓刚，2011）。 另外一个颇受关注的議题则是探讨教育获得的性别分层与其他社会分层维度（如阶级、城乡等）之间的关系，即检验性别不平等的模式是否存在群体差异。例如，李春玲（2009；2011）的研究表明，城乡因素和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的职业地位和教育程度）对教育获得的效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具体表现为农村地区的性别不平等比城镇地区更严重，同时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群体，性别不平等越严重。而叶华和吴晓刚（2011）的研究则发现兄弟姐妹人数这个变量对教育获得的效应也存在性别差异，它对女性受教育年数的负面影响显著地大于男性。 本研究立足于第二个研究議题，即探讨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的群体差异模式，确切地说是检验性别因素与其他影响教育获得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并以此为基础来理解中国居民教育获得的性别平等化趋势。笔者认为，虽然上述已有的研究对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的群体差异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这些研究存在两方面的缺陷。第一，已有的研究仅仅关注影响教育获得性别差异的个别因素，未能将多个因素放在一个分析框架中进行综合考查，因此分析缺乏针对性。第二，更为重要的是，已有的研究缺乏一个系统的理论视角，因而无法对观察到的现象给出合理的理论解释。本研究致力于弥补这两方面的缺陷，笔者借鉴父权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