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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及科学精神并重及谐教育模式思索 摘要：斯诺（C.P.Snow）于1959年在英国发表关于“两种文化”的演讲，指出当时英国社会中文学文化与科学文化之间的隔阂与互不理解，呼吁社会重拾人文和科学并举的文化态度，目的是鼓励人们在教育领域采取积极行动。文化与教育本是紧密联系的关联领域，文学文化氛围对浮躁或功利化教育现象有抑制和改造作用，斯诺的观点对当前中国大学教育有可借鉴之处。通过引证现代西方大学的通识教育模式，提出大学教育向培养崇尚文学和科学两大精神的和谐教育模式转变的途径。 关键词：斯诺；文学；科学；文化；教育；和谐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4-0179-05 斯诺（C.P.Snow）1959年5月在剑桥大学发表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里德演讲，并提出两种文化的划分：文学知识分子的文化和自然科学家的文化，即“文学的文化”和“科学的文化”，强调这两种文化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已变成互不沟通的两个极端，且彼此相距越来越远。有学者将此次演讲看成“西方最引人注意的一次文化评论”，而且是“西方在五十年代以后最重要的一场文化评论”。此后，英国发起一场关于两种文化的激烈论战，以至于斯诺1963年又专门撰文《再看两种文化》，进一步发展和修正其观点，明确将文化概念分为“人的思维意识”和“有关技术层面”两层含义，主张文化应包含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两种思想。里德演讲的巨大影响力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正如19世纪人文主义的倡导者红衣主教纽曼（John H.Newman）面临的形势，“在英国工业革命兴起之后，科学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日益上升”，“功利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教育理想使英国传统的古典人文主义受到了严重挑战”。正因为如此，斯诺的里德演讲，希望通过发掘文学和科学两种文化的相互关系，呼吁当时的英国社会重拾文学和科学精神并举的文化态度，反映出在科技发展且物质膨胀时，人们渴望文学精神的诉求和通过文化教育满足社会道德需要的呼声。当前，中国社会同样面临如何保持悠久文化传统，建设与科技发展相适应的中国文化模式的问题，从斯诺的里德演讲及其辩论中，我们或能得到某些新思考。在文化重建过程中，人的教育势必扮演重要角色，斯诺演讲的主旨如与人的教育结合，或可打通文学和科学文化问的隔阂，建立新型的和谐教育模式。 一、两种文化之辨 关于“两种文化”的内涵，斯诺解释道：“在很长一段日子里，我是白天与科学家在一起工作，晚上则与一些文学同事在一起。事实就是这样。当然，在科学家与作家当中，我都有知心朋友。正是由于我生活在两种群体之中，或者更进一步说，经常与这两种群体打交道，使我在写文章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能一直思考这一我称之为‘两种文化’的问题。”接着他又说：“我相信整个西方社会的知识生活日益被分化成两级群体。……在这两级群体中，一级是文学知识分子……而在另一极是科学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回顾斯诺的生平，他同时是作家和物理学工作者，正是文学和科学两种文化身份的重叠让斯诺深刻地洞察到英国乃至欧洲和整个西方在科学革命过程中人文与科学精神的日益割裂，他认为，这两种文化之间存在一条鸿沟将它们隔离，造成彼此问缺乏必要了解，并最终导致“非科学家”与科学家相互存有偏见，因而整个社会文化分裂为两极。他在《再看两种文化》中说：“数字‘二’是个非常危险的数字：这就是为什么辩证法是一个危险的方法的原因所在。把任何事情一分为二的企图多少都让人有所怀疑。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想作进一步的完善，但最终我还是决定不这么做。我一直在寻找一种表达方法，它稍微超出某些有力的隐喻，但又远小于某种文化结构图。两种文化的表达正好符合上述两个要求，而过分精细的分类将无助于体现其真实价值。”笔者认为，斯诺的上述表述可从以下三方面理解：首先，斯诺将整个文化范畴分为文学和非文学（科学）两种类型。第二，此种划分是否体现辩证法的二元对立法则，二分法与有关文化话题的争论是否存在联系。第三，在文化二分法之外，斯诺仍认为存在更完美表述的可能，并有必要继续进行探索性尝试。综上所述，似乎可以将斯诺的文化二分法理解成在两种极端间寻求沟通平衡的折中。一方面，辩证法的二元对立性使斯诺看到文学文化和科学文化相互隔阂的危险，同时也害怕一分为二的做法会陷入相对性绝对化的境地而令人怀疑，另一方面，斯诺试图摆脱二元辩证法的束缚，向往寻求更完善的表达而不得所愿，最终不得已无奈放弃努力。两种文化的概念阐释令斯诺处于辩证法矛盾和文化界限区分不明朗的双重困惑之中。 斯诺的初衷是关注当时英国社会发展中人文主义关怀的缺失，希望通过演讲唤起人们强化文学文化教育，后因其在当时的重要社会地位，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文化评论浪潮。有人支持他的观点，有人不置可否，也有人批评反对。利维斯（F.R.L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