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药学家,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pptVIP

* 屠呦呦，药学家，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主任。1930年12月生，浙江宁波人。1955年毕业于北京医学院。1972年分离出新型结构的抗疟有效成分青蒿素，1979年获国家发明奖二等奖。 2011年9月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奖，获奖理由是“因为发现青蒿素——一种用于治疗疟疾的药物，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数百万人的生命。”这是中国生物医学界迄今为止获得的世界级最高级大奖。拉斯克奖是仅次于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大奖。 1969年2月，屠呦呦接受了中草药抗疟研究的艰巨任务。她首先从收集整理历代医籍、本草、地方药志的单、验方入手，还走访当时中医研究院内老中医专家，搜集建院以来的有关群众来信，整理了一个从2000余方药中选编的以640种药物为主的抗疟方药集，组织鼠疟筛选。然而筛选的样品，均无好的苗头。1971年，抗疟队伍再次在广州召开专业会议，屠呦呦回到北京后组织力量成立课题组，投入了新的攻关研究。 　　 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冲击一切。在这样的环境下，屠呦呦等人仍不受任何干扰，日以继夜地埋头于实验室，反复进行抗疟实验研究，终于在1971年10月4日，即广州会议后的第191次实验（先后筛选方药200余种）中，获得了青蒿抗疟发掘的成功。 此后，她又进行了深入的药理、毒理研究，为确保用药安全她还亲自试服。1972年8-10月，她偕同有关医务人员携药赴海南昌江地区试用，首次取得30例青蒿抗疟的成功。至1978年，共治疗2099例，全部获得临床痊愈。 “我想这个荣誉不仅仅属于我个人，也属于我们中国科学家群体，”“这是军民大联合的项目，大家都是很协作、不分你我的，”屠呦呦说，“荣誉也不是我个人的，还有我的团队，还有全国的同志们，这是属于中医药集体发掘的一个成功范例，是中国科学事业、中医中药走向世界的一个荣誉。” 屠呦呦的成功偶然中带有必然 屠呦呦能在40年前发现青蒿素，确实带有某种偶然性；但很显然，这种偶然之中有着一种必然——这个“必然”就是艰苦的试验、千百次的试错。屠呦呦及其领导的中医研究小组从系统整理历代医籍入手，查阅大量地方药志，四处走访老中医，做了2000多张资料卡片，仅对青蒿素的试验就经历了190多次失败…… 如果真要问上天何以格外垂青屠呦呦，正因她展现出一种脚踏实地、老老实实的科研作风。这是一个科学家有所建树的必然前提。爱迪生为发明灯丝，仅植物类的碳化试验就达六千多种，经历上万次挫败，在连续三年里每天废寝忘食。其实，纵观爱迪生的很多伟大发明，均是在成千上万次的“试错”后“偶然”发现的。无独有偶，几天前水稻专家袁隆平恰好也谈及他的“择徒观”，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下田”。这些卓越的科学家们，用自身言行生动诠释了“梅花香自苦寒来”这句金玉良言。 然而，今天我们的一些科学家，恰恰缺少屠呦呦、爱迪生和袁隆平们的耐心和吃苦精神。在他们的思维中，“梅花香自苦寒来”成本太高、周期太长，他们既要“香”，又不愿经历“苦寒”，而总是希望“短平快”，热衷于“整合资源”、搞人脉拉关系找项目。一些人从一开始就热衷于讨巧，希望走终南捷径，为了多出成果不惜走上抄袭造假之路；一些人一度脚踏实地、躬身科研，略有成就后便成“老板”，摆出架子，“十指不沾泥”，不愿再“掉价”去做基础性研究；还有一些人，明明是一些实用性非常强的学科，或者热衷从故纸堆中寻章摘句，或者将主要精力放在“引进”国外研究成果上，而对实证研究毫无兴趣…… 这也正是今天中国缺少大科学家的根本原因。究其内在病因，无外乎几条。其一，社会浮躁病毒的侵染。社会转型期的浮躁心态，让一些科研人员也变得急功近利起来，“耐得住寂寞”成了一种遥远的美德。其二，考核体 制的压力。现有的科研成果考核、评优体制，对数量的要求多过对质量的要求，学者被逼着赶任务、出“成果”，垃圾论文满天飞，连院长都“从众”抄袭，底线都守不住，谈何沉下心来搞研究？其三，学而优不算优、学而优则仕才算牛。在今天的中国大学和科研院所，一个学者对资源的配置能力可能还不及一个处长，于是乎教授竞争处长、院士当厅官，成为一景。举凡种种，均莫过于一条：即“速成”心态已成中国学术界的通病。在此氛围下，要想成为伟大的科学家，实在需要极强大的“抗病力”。 科学是一种奇妙的东西，要摘取其王冠上的珍珠，必须挽起袖子和裤脚，亲自“下田”，用不计其数的汗水方能“妙手偶得之”。科学家，就应该是这样的一群人。屠呦呦捧得大奖，是国人之荣耀，更是学人之鞭策。 “功劳归于一人不公平” 　　“屠呦呦既不是最先发现青蒿提取物抗疟作用的人，也不是首先分离到抗疟有效单体的人，这些研究成果也不是在她指导下取得的，将功劳全归给她一人，不公平也不合理，与历史事实不符”。中科院上海药物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