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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治思维与方式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全面深化改革是新时期决定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如果说，1978年以来每一次三中全会都是一座改革的历史航标，那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其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必将在中国历史上产生更为根本和更加长远的影响。这不仅在于它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一份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更在于这是第一份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具备法治化特征的指南和纲领。可以设想，未来之改革必定滋养于法治，未来之中国必定享誉于法治的成就，未来之人民必定受益于法治中国建设的红利。 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列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意义非凡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单列，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之一进行论述，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长久以来，我国的中心议题是改革、发展和稳定，改革是必由之路，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其他问题往往都处于边缘位置，这是我国所处的特殊的历史阶段所决定的。因此，尽管我国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就决定走法治道路，尽管在十五大上就正式把”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方略，尽管在1999年就把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写进宪法，尽管中央近年来始终强力推行法治，但是在改革发展稳定面前，法治很难被置于至上位置；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压倒性地位面前，法治很难处于强势地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被定格为保障与被保障的关系，人们习惯于讲“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为改革发展稳定保驾护航”。其潜台词在于，当关系到改革、发展与稳定的事情与法治发生冲突的时候，法治得服从被保障的事业。 把法治视为绊脚石，这是在改革发展稳定与法治之间发生的一场并不美丽的误会。笔者曾提出，如果说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那么依法办事就应当是第一要求。就法治与改革的关系，笔者还提出，如果改革是最大的时代主题，那么法治就应当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改革。 全会《决定》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之一进行论述，意味着法治是改革内在的内容，而不只是外在的保障；法治本身就处于时代主题的中心，而不是被忽略的边缘；法治是开展各项工作的轨道，而不是可以随意突破的条条框框。因此，可以这样说，全会《决定》从根本上树立起法治的极大权威，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传统认识。只有让那些表面上打着改革发展稳定旗号实际上践踏法治的行为无处遁形，改革才可能是良性改革，发展才可能是科学发展，稳定才可能是根本稳定。 对“法治中国”应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崭新诠释 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好新形势下政法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提出了“法治中国”的命题，全会《决定》对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出了部署安排。有些同志认为，法治中国不过是依法治国的另一种说法。笔者以为，法治中国具有比依法治国更加丰富的内涵：“法治中国”是人类法治文明的“继承版”，是法治国家建设的“中国版”，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升级版”。从依法治国到法治中国，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次极为重要的升级，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治国理政规律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成果，是中国政治文明进一步提升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契机。 其一，法治中国是人类法治文明的“继承版”。法治是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凝结着人类智慧，为各国人民所向往和追求。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提出的法治概念到亚里士多德对法治的经典论述，从古希腊、罗马到后来的英国、美国及欧洲大陆，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人类法治文明结出了以下累累硕果：（1）规则治理；（2）良法为治；（3）主权在民；（4）人权保障；（5）权力控制；（6）法律平等；（7）法律至上；（8）司法公正；（9）程序正当；（10）人人守法。对这些人类反复甄别并传承下来的优秀法治文明成果，我国都可以充分借鉴。 其二，法治中国是法治国家建设的“中国版”。一国的法治总是由一国的国情和社会制度决定并与其相适应。法治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主张、理念，也是中国人民的实践。经历三十余年的发展，中国探索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道路，并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其本质特征与基本标志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等等。 其三，法治中国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升级版”。中国的法治建设从古至今大体上经过了“以法治国”、“依法治国”和“法治中国”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太重视法治建设，基本上停留于“以法治国”状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逐渐地强调法制建设，进入“依法治国”阶段。十八大以后，特别是从法治中国命题被提出来以后，中国开始从“依法治国”阶段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