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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居民高储蓄率再认识 　　[摘 要]在界定居民储蓄率概念的基础上，利用国家统计局2012年修订的2000～2009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数据，对中国居民储蓄率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的居民储蓄率、居民储蓄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份额均呈现上升态势，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却不断下降。在此基础上，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对如何降低过高的居民储蓄率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演资金流量表；居民储蓄率；可支配收入 中图分类号？演F832.22 ？眼文献标识码？演A ？眼文章编号？演1673-0461（2013）12-0087-05 近年来，中国过高的储蓄率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众多专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围绕着中国高储蓄的结构、高储蓄的形成原因以及如何降低过高的储蓄率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持久的讨论。进入2007年以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导致国外需求的减少，中国经济增长受到较大冲击。面对外需不振的形势，中国政府开始把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作为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一项重要措施。刺激消费与降低储蓄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进一步理清中国高储蓄率的现实状况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2012年最新修订的2000～2009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数据，着重对我国居民储蓄率的现状及成因进行分析，以期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文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居民储蓄率测度问题的讨论；第二部分分析居民储蓄率与国民储蓄率、其他部门储蓄率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三部分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分析居民储蓄率攀升的原因；第四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关于居民储蓄率的测度问题 研究中国居民高储蓄率成因的前提是测度问题，很多研究结论的巨大差异是由居民储蓄率测度方法不同造成的。从已有的文献来看，目前对居民储蓄率的测度方法主要有四种：一是运用国家统计局分城乡的住户调查数据，城镇居民储蓄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将其除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就是城镇居民储蓄率；农村居民储蓄为农村居民纯收入减农村居民生活现金消费支出，将其除以农村居民纯收入就是农村居民储蓄率。Kraay（2000）、Horioka Wang（2007）的研究就是采用以上的测度方法。第二种方法是利用国家统计局编制的资金流量表数据，将资金流量表中的住户部门总储蓄除以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就是居民储蓄率，Kuijs（2005）、何新华、曹永福（2005）、任若恩、覃筱（2006）等人的研究运用了这种测度方法。第三种方法也利用资金流量表数据，稍有不同的是，这种方法将住户部门总储蓄除以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定义为居民储蓄倾向，而将住户部门总储蓄除以国民可支配收入定义为居民储蓄率。李扬、殷剑锋（2007）采用了这种定义。第四种方法则是通过估算，将当年居民总财富（包括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变化量作为居民储蓄，将其除以居民可支配收入即为居民储蓄率，中国人民银行课题组（1999）、Modigliani Cao （2004）在研究中采用了该方法。 在四种测度方法中，第一种方法中采用住户调查数据同时拥有各省市和分城乡的数据，但其界定的收入和消费的范围偏窄，容易存在低估可支配收入和实际消费的问题；第四种方法则主观随意性较大，估计的准确性很难得到保证。第二和第三种方法的区别在于分母不同，前者的分母是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后者是用国民可支配收入。根据联合国牵头编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8》，其中对储蓄率作出了严谨定义：“储蓄率，尤其是住户部门的储蓄率，是一个很关键的经济变量，通常用各部门的储蓄除以其可支配收入来计算”。① 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采用第二种定义方法，即用住户部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后的余额除以住户部门的可支配收入。 2012年，国家统计局根据财政部提供的全口径财政收支详细资料、国家外汇管理局修订后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以及部分交易项目编制方法的调整，系统修订了2000～2008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并新公布了2009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其中部分历史数据发生了重大变动。我们可以通过下图由中国资金流量表数据计算的居民储蓄率，对未修订和修订后的变动作一简要对比： 通过上图的分析，我们可以明显发现，修订后的居民储蓄率较修订前明显上升，特别是2000～2003年的调整尤其显著，平均上调了近5个百分点。同时，从居民储蓄率的发展趋势来看， 2000年以来中国居民储蓄率一直在稳步上升，特别是发生国际金融危机（2007～2009年）期间，中国居民储蓄率甚至接近40%左右，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水平。通过对修正后的2000～2009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