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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出版价值观几点思索 　　[摘 要] 出版价值观是出版文化的核心。社会主义出版价值观是兴业之魂，决定着当代中国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的发展方向与运作模式。就具体的出版企业、出版家来说，出版价值观作用重大。本文通过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就当今出版价值观建设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出版 出版价值观 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 G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3） 03-0005-04 近年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受到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报告高屋建瓴地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这一方面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范畴，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明确了提炼、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原则。 就出版业来说，我们也完全可以说：社会主义出版价值观是兴业之魂，决定着中国当代出版事业和出版产业的发展方向和运作模式。我个人觉得，目前出版价值观的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走入了价值误区，出版业的GDP崇拜比起其他行业一点也不逊色就是证明。这里，笔者希望回溯历史，联系现实，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谈谈个人的一些困惑和思考。 1 出版价值观对出版人、出版业影响巨大 所谓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体评价。它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凝结为一定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尺度和准则，成为人们判断事物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的标准。作为出版文化核心的出版价值观，也就是一个人或群体对出版的本质属性、社会意义、重要程度等问题的总体评价。出版价值观对于作为个体的出版人的职业选择和行为趋向，作为企业组织的出版机构的主次、轻重的次序排列，作为政府出版管理部门的政策制定和行业管理，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我们侧重说说出版价值观对出版家、出版机构的直接作用。 近代以来我国民营出版业的崛起改变了传统的出版格局，扭转了书业前进的方向，为国家的社会转型和文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而说到近代民营书业，当首推商务印书馆，次论中华书局。这两大民营出版机构的掌门人和灵魂人物分别是张元济和陆费逵。张元济、陆费逵都是有理想和信念的大出版家，其出版价值观既决定了他们个人的人生抉择，也决定了各自出版企业的长远发展道路和价值追求目标，并进而影响到整个晚清以来特别是民国书业系统的气象与局面。 我们从张元济留下的文字，可以“体察到他的出版思想和理念”。“他一开始就抱着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初衷，加入商务印书馆，把他的抱负和社会责任感作为商务的出版宗旨”[1]。张元济出版思想和理念的核心就是其出版价值观；“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是他的夫子自道，也正体现了他的出版理想与价值追求。俞晓群在《张元济：根植于民间的出版大师》一文中，把张元济概括为六个方面：一位跨时代的人；一位“喜新厌旧”的人；一位“敢为天下者先”的人；一位自称版本学“天下第一”的人；一位高尚的人；一位充满矛盾的人[2]。我觉得，从出版家的角度看，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张元济是一位有出版思想的人。作为晚清进士、曾经位列六品的朝廷命官，甘愿厕身于当时一个小小印刷作坊的商务印书馆；后来甚至有机会出任国府部长，亦毫不动心。其内心的定力就是他的职业价值观。他的人生抉择和所有的出版行为，都是受其出版思想观念特别是出版价值观影响的。老商务的出版物也深深地烙上了张元济及其同道们的思想价值印痕。“本公司素来以辅助教育促进文化为职志，历年出版图书不下万种”[3]。在《九年来之报告》中，张元济进一步指出：“本公司创业50年，对于文化教育之贡献，不遗余力，而我国战后教育关系尤巨，辅助推进之责，更不容辞。惟有秉已往之职志，再接再厉，力图复兴。”[4]至于中华书局及其掌门人陆费逵，其出版价值观可圈可点之处甚多，后面还将提及。 我们再把眼光投向国外。帝俄时代极具传奇色彩的出版家绥青（1851—1934）在和众多杰出作家交往中，认识到出版不只是做生意，也关乎文化，书店的任务是为平民服务，把平民造就成读者。在这种出版价值观指导下，他将世界公认的经典童话引进俄国，还出版重头的《军事百科全书》《托尔斯泰全集》等等。1914年，他出版的图书占当年全俄所有出版物的四分之一以上。他晚年写作的那本《为书籍的一生》至今影响着全世界的出版界同仁。我们清楚地看到，对于一个出版家来说，出版价值观决定他的贡献、境界、地位和社会影响。 2 出版仍然是一个较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