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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国家创新模式选择:一个综述性理论框架 　　作者简介：涂舒（1986-），女，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发展与战略规划、创新经济学。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业务费项目，项目编号：12XN084。 摘要：本文梳理了理论界对后发国家创新模式及路径选择的有关文献，构建了一个理论框架来解答后发国家原始性创新的可能性与可行性，认为在跳出“后发优势”的理论和现实束缚基础上，后发国可以从先发国崛起的过程中寻找本国原始性创新能力提升的内生性要素。 关键词：后发国家；跳出“后发优势”；原始性创新能力；内生性要素 中图分类号：F11文献标识码：A 一、后发国家为什么要创新 世界经济体系呈现出以掌握核心科技和资源的先发国家（First-mover）为中心，依附于先发国家的经济与科技水平的后发国家（Late-comer）为边缘的结构状态。“依附型经济”的发展模式使后发国家被锁定在“俘获型”国际分工的低端，在实现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同时陷入“赶超陷阱”（张建忠，刘志彪，2011）、“日本陷阱”和 “拉美陷阱”（国宏经济观察者，2012）。 应当看到的是世界经济发展同时呈现出动态性的兴衰更替，在现代经济发展史上先后有四次先发国家被后发国家赶超的成功典范。从世界体系结构变迁的视角来看，创造性的学习过程是其演化的根本原因（何杰，2008）。历史实践证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只有在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等领域进行创造性学习并有重大科学创新的国家和地区，才能成为世界的领导中心。在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结构元素的创新体系中，不断的创造性学习基础上的理性选择过程即是结构系统中各元素功能实现并不断创新变化的过程。这里的学习机制是指文化思想的变革、社会发展的合作、政治博弈的选择和经济发展的扩展，归根结底，是突破性技术进步与适应性制度变迁的共同演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内涵于国家创新能力的国家创新体系。 知识经济时代全球化的竞争将由学习机制造就的创新能力推进到原始性创新这一创新前端，与此同时，国家创新体系也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和效应（贾根良，2003）。先发国家利用原始性创新实现科学技术的重大突破、高新产业的崛起、经济结构的转化与社会发展的机会，另外，在垂直化国际分工中，核心技术溢出变得越来越困难，“干中学”对母国人力资本和知识技术存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意味着后发国家在“依附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路径下，无论在技术水平还是经济发展上都会被先发国家拉开更大的差距；此外，基于技术溢出效应的“追赶型”后发国家在刚开始可能会拥有比发达国家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当后发国家接近技术前沿时，他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个经济放缓的事实（Tsutomu Harada，2012）。 二、后发国家如何创新：模式选择与路径实现 （一）理论逻辑起点：从“后发优势”理论谈起 关注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是亚当·斯密的兴趣。20世纪前半期，先是新古典经济学，接着是凯恩斯经济学主宰了整个主流进程，给对经济发展的分析留下了狭小的空间。格申克龙的研究是个例外，他的主要贡献是运用“后发优势”理论分析后发国家在“南北”框架下的发展和追赶路径（Gerschenkron，1962）。“后发优势”理论主要说明了欠发达国家在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追赶过程中具有某种来自于落后的优势，后进国家或地区所具有的内在的、客观的有利条件，能够使得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比发达国家或地区实现更快的发展速度，表现为一种势能优势。这一理论表明后发国家工业化存在相对于先发国家而言的更高的时间效率的可能性，同时被用于解释许多国家经济增速中的收敛于发散（Abramovitz，1986； Howitt，2000 and Howitt and Mayer-Foulkes，2002）。他的研究也带动了一批基于“后发优势”和技术溢出的视角分析经济成功追赶的后发国家的经验案例（Hobday，1995； Kim and Nelson，2000）。研究结果表明，过去经济追赶成功的后发国家存在着三个共同特征：第一，所有技术能力积累的成功广泛依赖于人口的跨国流动（cross-border flows of people），这些流动反映出一种融合，即当时的落后国家的人们出国学习然后回国，发达国家的人们在发展中国家作为当地或外国企业的顾问、教授或技术人员。这样一来，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当英国的技术人员移民到美国或欧洲大陆时，他们在关于本国生产技术的知识扩散上发挥了重要作用（Landes，1969；Pollard，1981）。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产业的发展大部分归功于外国技术顾问和日本在国外的公民的引进（Odagiri and Goto，1996）。最近，韩国和我国台湾电子产业的发展主要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