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叔湘先生分词连写思想.doc

吕叔湘先生分词连写思想 　　汉字“象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受东汉佛经梵汉对译的启发，发明了两个汉字的“反切”。清末的“切音字”还坚持声、韵两分，不过用“字母”了。辛亥革命以后的注音字母从声韵二分发展到声介韵三分。国语罗马字引进拉丁字母，按照音位原理把下降的复合韵母都用字母，从而把汉字的音节四分。拉丁化新文字比国语罗马字简单易学，推行面也广，持续到1949年。新中国在政府组织下集中音路历程的精华，1958年2月11日，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至此，中华民族求汉字表音的愿望实现了。 吕叔湘先生说：“语言首先是一串声音，文字是用来撰写语音的。汉字的特殊形式掩盖了这一基本事实，造成一种假象，仿佛先有文字，一个字有音有义，语音变成附着于文字的东西。”[1]“汉语拼音”把汉语的音表面化，可以“因音得其义”。“语音学之于语言，犹数学之于天文物理。”[2]文字如果传达语音信息，语义就表达出来了。 信息化大潮，几乎把《汉语拼音方案》普及到全民。多少亿人发“短信”但发过短信的人都感到拼写汉字的困难。为什么每个汉字都要按照它声母、韵母所需要的“字母”输入，相当于写楷书汉字的“笔画”，远离了“汉语”“音”“拼音”，稍有疏忽就得推倒重来？《汉语拼音方案》落实成这个样子，是历史的笑话！ 汉字记录汉语，总是一连串地写，可谁也不会一连串读。几千年来汉字记录的汉语一直是扭曲的，一直到双音节、多音节词为主的现代汉语都是如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催生引进西方的“标点符号”，才在生理限制的地方停一下。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是吕叔湘先生语法研究的结晶，也是对近百年来汉语语法研究的总结。[3]陈亚川、郑懿德两位1981年开始撰写，1997年完稿，17年间三易其稿写成《吕叔湘著〈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助读》[4]。《助读》认为《分析》“包含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几乎所有重要的问题”，“受篇幅所限，许多问题未能充分展开。对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了解较少的人，要真正读懂它，弄明白书中的微言大义并不容易”。 所以“选择其中的300多个问题，逐一加以注释、说明和解答”[5]。吕先生在《分析》的序言中表示“所希望得到的反映，不是简单的这个我赞成，那个我不同意，而是原来这里边还大有讲究，因而引起研究的兴趣。”本人通读《助读》，发现特别需要得到帮助的地方或者著墨不多或被忽略了。因此从兴趣出发，试解吕著《分析》附注[21]的“微言大义”， 也许狗尾续貂，欢迎批评，以正视听。 吕认为：除了词汇的词和语法的词之外还有书写的词即正字法的词。汉语目前还是用汉字书写，“字”和“词”不一致已经到了非用两个不同的名称不可的程度。（用不同的名称是为了避免混淆，但是在对语文问题不怎么注意的人中间，二者还是常常混为一谈的。）即使将来改为拼音文字，能否使书写的词和词汇的词完全一致，也还要等实践来解决。用拼音文字的语言如英语等，正词法的词和词汇的词也还不能完全一致。M.A.K.Halliday等三人合著的《语言科学和语言教学》（1964）中就说英语里“word”这个字有语法上、词汇上、正字法上三种不同的意义，因而在讨论语言时引起混乱。[6] 汉语国际传播要用汉字，汉语拼音是汉字注音和汉语拼写的国际统一规范。所以，“孔子”要闯荡世界，不论是汉字认、读，还是汉语推广，都离不开汉语拼音。 我们拟订的是“汉语”“拼音”方案，而不是“汉字”“注音”方案，“拼写汉语”才是《汉语拼音方案》的初衷。 我国自己研究的拼音方案，从清末的切音字就涉及词的连写问题，到1982年《汉语拼音方案》成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了，在“国际”压力下才由周有光先生临时提出一个《汉语拼音正词法要点》。从1984年的《汉语拼音正词法（试用稿）》到《修订稿》到“国家标准”甚至“国家标准（修订）”始终没跳出语法词、词汇词的窠臼。国家先后公布了两套正词法标准：GB/T13715-1992《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规范》和GB/T16159-1996《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前者有“yīnɡbùyīnɡɡāi”，可是还有“kàn bù kàn”。后者把“应不应该”拼写成“yīnɡ bù yīnɡɡāi”。国家标准实在是不实用、不好用，所以至今没人用，也就只好束之高阁。有人把“hónglǜdēng”分解成“hóng lǜ dēng”，说是“分词写”了。其实“hónglǜdēng”不仅包括“hóngdēng”“lǜdēng”里边还有“huángdēng”，就是我们说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汉语拼音是为记录普通话口语而设计的，按照词汇词、语法词把口中连说的，反映到书面上就支离破碎，写的和说的对不上号，都是音节本位的汉字闹的。有人说赶着老牛车也可以到机场接客人，现在不行了，因为机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