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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对贵州人特质影响 　　摘要：笔者以“地理环境与人的关系”的观点，从历史的角度来解析地理环境对贵州人人格特质的影响。 关键词：历史 贵州人 人格特质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3）01-90-95 《地理环境影响着该地域民族的气质与个性的理论，在中国早就已流行，“地灵人杰”四字就有很深的意涵。二十世纪初叶，梁启超先生将这种史论以形象生动的例证来解释不同地域人类的性格特质，在其《中国史叙论》中，梁先生认为：中国北方“寒带之人常悍然”，南方“温带之人常文弱”，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所以长期进攻中原，给汉族封建政权造成巨大威胁，原因是他们“长于猎牧之地，常与天气与野兽战”，养成了“好战狠斗”的性格，“不喜土著而好侵略”。 笔者对此观点颇有兴趣，亦想借此探究“贵州人性格特质”之所在，为此潜心史册，广阅文献，通过多年之研究，终于悟出了贵州人性格特质的内涵真谛，那就是“坚忍不拔，雄直清刚，聪明睿智，敢为人先”。随着时代的进步，贵州人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与时俱进，在具有的“大山性格”中注入新的原素，使之符合时代的期望，更好的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作出贡献。 地理环境拉大了与中原的差距 贵州地处西南，山重水复，跬步皆山，自古以来被人视为“蛮烟梥雨，鸟道蚕丛”的荒服之地。地理环境的恶劣，限制了贵州人与外界的交往，拉大了与中原地区的差距。在中原士人眼中，贵州地处“天末”，落后贫穷，是朝廷流放谪官的去所。连那些醉心于仕途的官员，当听到被外放到贵州当官时，莫不为之心惊，视为畏途。唐宪宗时，柳宗元与刘禹锡因参加王叔文政治集团，贬谪为远州刺史，柳得柳州，刘得播州（今遵义地区）。柳宗元于是有：“播州，非人所居！梦得（禹锡字）有老母，何能往”之叹。明代哲人王阳明，激于义愤，抗疏援救谏官戴铣诸人，因此得罪了宦官刘瑾，被谪戍贵州龙场驿。在山川阻隔的异乡，阳明先生亦哀伤地写出了“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莫知西东”的《瘗旅文》。在柳宗元与王阳明的文中，不难看出贵州的地理环境之恶劣，行道之艰险。 地理环境之恶劣，行道之艰险，限制了贵州与外部的交往，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加之境内土司长期统治，中央王朝的政令难以进入“王化未及”的“苗疆”，致使境内少数民族地区始终处于原始状态，不仅仅经济落后，而且文教不兴，较之中原发达地区有天壤之别。 《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汉朝的使者到了西南的滇与夜郎，滇王与夜郎王都问：“汉孰与我大？”由此可见滇王与夜郎王不知汉王朝国力之强，疆域之广，足显其思想意识落后，坐井观天，妄自尊大。自隋唐、宋元至明初的七百余年间，因山川阻隔、交通闭塞和可耕地面积等因素的制约，贵州经济发展较之内地及平原地区有天壤之别。史继忠先生在《贵州文化解读》所言：“在唐诗大盛之时，贵州仍是俗无文字，刻木为契。唐代的长安城相当繁华，而贵州却是散在山洞间，依树为层巢而居，羁縻州均无治所，散处山谷间，无城堡，散为部落而居。虽然土气郁热，多霖雨（连绵大雨），稻粟再熟，可是耕作仍很粗放，畲山为田，每岁易，这是因为尚不知施肥，刀耕火种或者水耕草蓐，地力下降了，不得不易土而耕。中原的地主经济已相当发达，可贵州还停留在领主经济阶段……”明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建省，经济实力远逊于其他各省，“贵州虽名一省，实不如江南一大县，山林之路不得方轨，沟渠之流不能容船……即平居无事，商贾稀阔。”《贵州文化解读》经济困窘、交通不便，财政一直靠四川、湖广协济，这样的状况延续到清代。文教方面，明清两代，贵州虽兴办了大批书院、官学、私塾，但较之舟车四达、经济繁荣的发达省份，仍有很大的差距。笔者以报纸为例：1858年，伍廷芳在香港创办中国第一份报纸《中外新报》，而四十年后贵州才创办了第一份《铎报》，可见贵州与东南沿海地区在文化上相距甚远。 山门紧闭导致贵州人识见不高 有人说：朝廷的政令下达至贵州要经历千山万水，贵州人要走出去何尝不是这样！东汉时期，贵州士人尹珍，披荆斩棘，跋山涉水，走出黔山，向“五经无双”的中原硕儒许慎学习《五经》，学成归来，创务本草堂，始开黔学之风。尹珍从贵州到中原到底走了多久，史册没有记载，我们亦不清楚。然而在无飞机、火车、汽车的封建时代，仅靠两条腿在瘴气弥漫、野兽出没的“鸟道蚕丛”的山道中行进，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明代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建省，然而乡试附于云南，贵州士人得赴昆明去参加考试，“盛夏难行，山路险峻，瘴毒浸淫，生儒赴试，其苦最极”，那些贫寒士人无以为资者，幼弱不能徒行者，不耐行途辛苦而返回者，以及冒瘴毒而疾于途次者往往有之。明清之际，贵州士人上京赶考，来回就需半年之久，长途跋涉，舟车劳顿，不堪其苦。以“西南巨儒”之郑珍为例，当年他赴京会试，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