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聪师-知识分子坚守和追寻.doc

宏聪师:知识分子坚守和追寻 　　恩师吴宏聪先生去世周年日近，我想念他，心里总有写点什么，以作纪念的冲动。但摊开稿纸，多年的求学、求教、相处、相知，一时竟不知从哪里讲起。 这也许就是“人之常情”吧。走得近了，接触多了，反而不知道如何叙说一个人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眼中的宏聪师】 我是上世纪60年代进入中大中文系读书的，那是一个时代氛围、政治氛围、学术氛围都大不同于现今的年代。宏聪师那时担任系副主任之职，兼教我们年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课。其时，系主任为学界权威、民主人士商承祚先生，老师实际上统领着全系的行政事务，忙得不亦乐乎。说实话，那时他可能对我还没什么印象呢。但作为师者，他的教学极受欢迎。在课堂上他充分显示了毕业于西南联大的学术功底和过人的口才，我至今记得老师讲授《阿Q正传》，说到阿Q、小D和吴妈的“相互关系”时，那种眉飞色舞、令全场为之雀跃的风采。同学们都笑出了眼泪，他自己也笑出了眼泪。当时我想，我这辈子有老师一半的口才和敏捷的思维，于愿足矣。 然而，那时偌大的中国，已容不下一张小小的书桌。“教育革命”风云涌起，政治运动、下乡劳动一个接一个。宏聪师作为系领导，看得出他也在左支右绌，穷于应付。可每当下乡“誓师”出发，由宏聪师上台讲话时，他总会以自己特有的风度和风趣，去努力化解周遭凝重的空气和令人窒息的氛围，让师生们感到重压下的某种轻松。故此，一旦看到由他来作动员，礼堂里便会自然而然地爆发出期待的掌声和阵阵骚动——师生们喜欢听他说话，而不想听那些刻板的大道理。现在回想起来，他尽管必须勉力执行某些东西，必须认真去做自己认可或未必认可的一些事，他也尚无法从路线、方针上悟出什么，但他何尝不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在作着艰难的挣扎呢。 中大是广东“文革”的重灾区，上了辈分的老教授，哪个不挨批斗——在礼堂、在教室、在惺亭。运动初期，宏聪师也未能例外，但相比之下，他受到的冲击还不算大：关于他的大字报并不多，即使有，个中材料也未伤“筋骨”，更没有为他开专门的批斗会，而且，好像“两大派”都没怎么打扰他。我和我周围的同学认为，是老师的“知识分子气”、达观明智的待人处事方式（他从不在派别斗争中“瞎掺和”）和良好的人际关系，使他得以躲过一劫。在那个疯狂的年月，要整起一个人来，理由还不好找吗。有道是：“试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看看那些平日里的“狠角色”，在运动中有几个能得幸免？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改革开放让中国和中国的教育得到了解放，宏聪师也和中山大学的广大教工一起获得新生。他担任了中大中文系主任，并招收“中国现代文学史专业”研究生，我有幸于1979年秋季考取了他的硕士研究生。宏聪师意气风发，精力充沛，掌管着一所名校的一个大系，带领着一个导师组和几个研究生，不知疲倦地工作，仿佛在拼命补偿失去的时光，而他的才华和特长也因此得到充分施展。 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中文系是中大也是国内的名系，当时有商老、容庚老、王起老、黄海老等一批名家，这“几老”有“中大橱窗”之称。系里中青年教师亦不乏佼佼者，他们均处于上升期、爆发期，一个比一个厉害，而宏聪师负起“双肩挑”之责，把这批“老、中、青”才俊之士“打理”得妥妥贴贴，让他们的潜能尽可能得到释放，在教书育人、学术科研上不断做出佳绩（而不是去“内耗”）。这一点，宏聪师有十分独特的建树。 放眼域内，有学术造诣、有学术建树、受学生欢迎、受同行追捧的专家学者教授不可谓不多（这正是所谓“千军易得”），但其中一些人，一旦兼上行政职务，往往力不从心或居心不正，要么埋头实验室，置行政工作于不顾；要么以权谋私，据有学术资源以自肥。当下高等教育之所以备受诟病，除了许多做法违背了教育自身的规律之外，校、院、系一级缺乏具有献身精神的领军人物不能不说是一大原因。故近日不少院校的院长、校长向全社会公开表态要做专职的院长、校长，不作旁骛。我由此想到，宏聪师也许还不能说是学术上卓有建树的学者，但是，他作为学者中的领头人，作为某个知识群体的领军人物，为这个群体的成就耗尽精力和心血，甘为“人梯”，竭力把同侪和弟子推上群峰，这种高尚品德、重要贡献，是无论如何抹煞不了的。拿到今天，这样做的人简直是“稀有动物”。而当下，尤其在校园里，缺少的正是这种把自己的一生无保留地奉献出来的人（这正是所谓“一将难求”）——当然，他们还必须有宏聪师的人格魅力、凝聚力和知人之明。 【宏聪师与我及《同舟共进》】 2004年秋冬之交，我被广东省政协聘任《同舟共进》杂志总编辑。其时，宏聪师已不在任上。12月下旬，师生俩在省政协礼堂举办的“纪念丘逢甲诞辰140周年研讨会”上不期而遇。老师以他一贯的风趣惊讶地问：“你怎么在政协干上了？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的？”我说我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误打误撞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