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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结构理论和实验检验 　　摘要：学术界对强制关系的研究较少，尽管它无处不在。本文基于要素论探讨强制结构的含义、分类及模型，重点探讨了间接强制结构的效应。间接强制是涉及至少三个行动者的一类“不给钱就制裁，给钱就‘保护’你”的结构关系。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在边界条件内，间接强制结构与直接强制结构一样有效力，即有类似的强制幅度和力度，二者都使强制者获得最大的剥夺率。本文最后讨论了影响强制效果的因素，包括强制者的贪欲与策略、强一强联盟及受制者联盟的效应等。 关键词：强制 社会网络 三方关系 网络交换论 古今中外普遍存在弱者忍气吞声、花钱免灾，强者欺行霸市、“不交钱就揍”的现象。例如，20世纪初的上海，帮会林立，企业和个人受到黑帮的强行保护；在前苏联，国民的财产得不到警察的保障，只能求助于俄国黑手党（krysha）；20世纪初的纽约，意大利人的财产也得不到警察的保护，也只能寻求意大利黑手党（mafia）的庇护。诸如此类的关系既不是交换关系，也不是你死我活的冲突关系，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强制关系（coercive relation）。不过，学术界对强制关系的研究较少。怎样界定强制关系？它有哪些类型？如何建模？它如何影响强制者和受制者？本文尝试探讨这些问题。 本文包含四个部分：首先，基于要素论探讨强制关系的含义；其次，探讨强制关系的分类，区分出二方强制和中心强制、强强制结构和弱强制结构、直接强制和间接强制等；再次，构建直接强制与间接强制模型，从“强度”和“幅度”角度比较直接强制和间接强制，并进行实验检验；最后，就强制关系结构的效用问题进行简单的讨论。 一、要素论意义上的强制关系 学术界对强制关系的研究不多，主要出现在战争、国家形成（蒂利，2007）、政治冲突（Ball，1978）、思想史（福柯，1999）、学校、家庭关系（McCord，1998）等研究中。例如，国家的形成是强制的结果，受制者由于受到地理环境等条件的限制，逃脱不了强制者的强制，最终形成了最初的国家（Carneiro，1970）。又如，罗马帝国解体后分裂成大大小小多个国家，它们之间不断征战，统治者不得不设立法庭、财政、税收等官僚组织和警察、军队等军事组织来垄断国家暴力，这一方面可以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以支持战争，另一方面通过暴力对国内外反抗势力进行强制。因此，“政治是战争的结果”，而不是“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蒂利，2007）。 社会冲突论和交换论中有少许对强制关系的研究。德国社会学家、冲突论者达伦道夫认为，社会现实有两张面孔：一致和冲突。冲突是一种社会结合形式。社会组织是强制性协调的联合体，其内部各个位置具有不同的权力，社会现实是冲突与和谐不断循环的过程，因而“有关强制的理论才能更好地解释各类社会组织”（Adams，1966：717）。强制性的权力可以将社会各个领域整合，但是，极端的分配不公也可能造成权力的反转。一般认为，强制权力与行动者所处的位置有关。不过，交换论者莫姆（Molm，1997：266-268）发现，强制与结构优势位置无关，处于弱势的行动者更容易利用强制。威勒（Wilier，1999）则发现，强制与结构是有关的，强制者只发出“威胁”，受制者只“上供”或“破财免灾”，强制者和受制者可以相互协商。 本文认为，强制与位置有关，强制手段广泛存在并有效。正如福柯（1999：27-28）所说，无论是施加在肉体上的强迫还是对精神的拷问，都“不是统治阶级获得的‘特权’，而是其战略位置的综合效应——是由被统治者的位置展示的、有时还扩大的一种效应”。一般认为刑罚是一种减少犯罪的手段，而福柯（1999：26）则揭示，“惩罚措施不仅是进行镇压、防范、排斥和消灭的‘消极’机制，它们还有一系列积极的、有益的效果”。 总之，强制关系无处不在（Arendt，1970；Ball，1978）。不了解强制，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就不会透彻。强制是如此强势和有效，以至于“宏观的”强制结构发展成为民族一国家（Wilier and Anderson，1981：129-151；蒂利，2007：49）。民族国家必须用边境将其国民限制在一定的区域，这是执行强制的一个必要条件（Carneiro，1970）。任何民族一国家都不允许其国内出现威胁性的势力。在研究强制关系时，“应从中破译出一个永远处于紧张状态和活动之中的关系网络，而不是读出人们可能拥有的特权；它的模式应该永远是战斗”（福柯，1999：27）。鉴于此，本文利用一种有关“关系”的形式理论——要素论——来探讨强制关系的性质、结构和效果。 要素论是一种分析社会关系及其结构的理论（Wilier，1999；刘军，Willer，and Emanuelson，2011）。在要素论看来，强制关系指的是强制者强行从受